十一月中旬，松花江结冰了。
不是一夜之间的事。先是江边的水变稠，像人把搅面用的力气全用在水上了，拨一拨走不动，晃一晃才肯流。然后水面上浮起一层薄冰，碎的，一片一片贴着岸边，像打碎的玻璃被人用浆糊粘在江面上。再过几天，薄冰连成片，从岸边往江心扩，冰面一天比一天宽，水面的颜色从灰绿变成灰白。最后整个江面冻实了——灰白色的，平平的，像一块被剖开的石头横在天地之间。车从冰面上开过，轮胎碾冰的声音隔着很远都能听到，嘎吱嘎吱的，像走在旧木地板上。
王强拉我去看。
"走，看江去。"
他穿了两条棉裤，上面套着军大衣，脚上是翻毛皮鞋——也是从家里修车铺带来的，鞋底厚得像两块砖，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响。我穿的是从南宁带来的那件薄棉袄，站在江边风一刮就发抖。军大衣放在寝室的衣柜里——太重了，走路不方便。薄棉袄下面套了两件毛衣，風还是从领口往里钻。
江面上的冰不是平的——上面有裂纹、有气泡冻住的地方鼓起来的包、有踩过的脚印，还有冻住的树枝和石头。颜色也不统一，靠近岸边是灰白色，冰层薄，隐约能看到下面的水在流；往中间走变成深灰色，冰层厚了，踩上去像踩在水泥地上。风从冰面上刮过来，没遮没拦，直直抽在脸上，像有人拿冷毛巾甩你。
"下去走走。"王强说。
我脚底刚踩上冰面就滑了一下——不是像踩在湿地上脚底打滑那种，是整只脚不受控制地往前溜，鞋底的纹路在冰面上一点用都没有，像穿了旱冰鞋。我张开手臂找平衡，晃了两下才站稳，心脏猛跳了两下。
王强笑了。那种东北人的笑——嗓子里出来的，短促的，像从井里打了一桶水"咣"一声砸在桶底。
"脚擦着走，别大步。"他示范了一下——脚不离冰面，蹭着走，像在擦地板。每一步迈出去不超过半个脚掌的长度，重心压低，膝盖微弯。他的身体比平衡的时候矮了两寸，像蹲马步一样往前蹭。
我学着他的样子蹭了几步。鞋底在冰面上发出细碎的吱嘎声，像有人用指甲刮玻璃。走了十几步就不抖了——脚底有数了，冰很滑但能控制，像骑自行车刚上车那一秒：晃两下，稳住了。
走到江心的时候回头看。岸上的楼房只有火柴盒那么大，行人变成黑点，路灯变成黄豆粒。风大得站不直——不是吹，是推，像有人用一面墙从侧面推你。踩在脚下的冰足有一米多厚——王强说松花江的冰能走坦克。我不敢跳，怕掉下去。其实掉不下去，冰比水泥地还硬。我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冰面——什么触摸感都没有，像摸一块铁板，冰凉从指尖一直钻到手腕。
十一月还没过完，气温就跌到零下二十度了。
那种冷不是南方人能想象的冷。南方最冷的时候穿件棉袄就能出门，北方的零下二十度是穿两层棉袄也挡不住风往骨头缝里钻。鼻涕走出鼻孔三秒就结成冰碴子，用手一抹就是一粒。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，用手指一摸，细碎的，像盐粒，化了之后睫毛湿湿的，很快又冻上。呼出来的气在围巾上凝成水珠，水珠很快又冻成冰珠，围巾的绒面上结了一层硬壳。走回宿舍的时候围巾硬得像一块铁片，要用手弯两下才能挂上衣架。
嘴唇裂了。不是干裂——是从嘴角到下唇中间劈开一条缝，张嘴的时候撕着疼。王强递给我一管润唇膏，是他在学校超市买的，两块五。我涂了两天，裂缝才慢慢合上。但合上之后嘴角一直掉皮，像结了一层薄痂。
棉袄不够了。薄棉袄在零下十度还勉强扛得住，零下二十度就不行了——风透棉袄像棉袄不存在。王强带我去二手市场。
二手市场在学府路尽头的一个大棚里，棚顶是石棉瓦的，接缝处漏几道光进来。摊位排成两排，衣服挂在铁丝上，外套挨着外套，像一面彩色的墙。地上铺着一层硬纸板，纸板被踩得发黑，边角卷起来。摊主们坐在塑料马扎上，有的端着搪瓷缸喝水，有的在嗑瓜子，瓜子壳吐了一地。
王强在衣服堆里翻了十分钟，拖出一件军大衣——墨绿色的，领子上有一颗扣子掉了，用黑线缝了一个替代扣，扣子比原来的小一号，线脚歪歪扭扭的，但缝得很紧。大衣很重，提起来像提了一床棉被。
"试试。"
我套上。肩膀宽了两个指节，袖子长了两寸。很重——像把一条棉被穿在身上。但一穿上热气就兜住了，从脖子到大腿裹成一口袋子，风进不来。
"三十块。"摊主是个围着灰围脖的老头，手里端着搪瓷缸，缸里是茶水，水面上飘着一片茶叶。缸壁磕了一个缺口，缺口处露出黑色的铁底子。
我掏了三十块。老头把军大衣的扣子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，在掉扣的那颗上面拽了两下，说："结实。穿三年没问题。"
穿回宿舍的路上，风刮在脸上还是冷，但身上不冷了。军大衣裹住了从脖子到大腿的热气，走在风里像走在一个移动的房间里。王强走在我旁边，看了看我的大衣，说："东北人过冬就靠这个。"
路边的白杨树只剩下枝条了。枝条在风里颤，没有叶子可响了，只剩枝干和枝干之间偶尔碰到的咔咔声。树干白色的——不是漆，是树皮本身的颜色，灰白色的，像骨头。
陈默的信到了。
信纸用的是厂里的办公纸——A4大小，白底，上面印着红色的"华盈模具厂"五个字，纸角的编号格还空着没填。字比以前工整了，一笔一画，像是拿铁锉代替笔练出来的力道。横平竖直，每个字像刻出来的，不是写出来的。
"学徒期满了。转正了。工资涨到六百。手上的茧比以前厚了——现在不用砂纸都能握住锉刀不打滑。我给弟弟交了学费。开学的时候他拿着学费去学校，我妈在门口站了半天。你那边冷不冷？我这边车间没有空调，夏天热冬天也热——机器一直在转。师傅说年底给我评先进。你看那程序还有没有用？有用的话，你继续写。"
信纸上有一个咖啡色的指印——不是咖啡，是铁锈。他的手指碰到纸的时候，铁锈比墨水先印上去了。指印在"六百"那个字上面，刚好盖住了百字的一撇。
我读了两遍。六百块工资，给弟弟交了学费——我从家里带出来的生活费一月只有一百三十。六百比一百三十多四百七十，但他在东莞花掉的和我在哈尔滨花掉的，不是同一种算法。我把信折好，塞进作文本里，夹在9月和10月那两页之间。
图书馆是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。
暖气管在脚下跑，暖气片贴着墙根轰隆轰隆响，像一架永远不落的飞机在墙里面飞。座位很多，但临窗的位置总是先被占完——窗下的光最好，暖气片也最近。我占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把书包放在桌上占座，保温杯搁在暖气片上烤着。杯盖拧开之后能听到水在杯里晃——滚水在不锈钢壁上撞来撞去，像暖气管里水的缩小版。
书本摞在面前：给水工程、水力学、高等数学、C语言程序设计。四本书叠在一起，C语言那本在最上面。翻到指针那一章又卡了——指针是C语言里最难的东西，比循环难，比数组难，像一条路走到一半忽然拐进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胡同。指针存的是地址，不是值。地址是什么？是门牌号。你拿着门牌号不代表你进了那间屋子——你得拿钥匙去开。钥匙就是星号*。*ptr才是屋子里的东西，ptr只是门牌号。
我看了三遍，在纸上画了一个方框，方框里写了一个数字，画一个箭头从方框指向另一个方框。箭头就是指针。门牌号找到了屋子。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。图书馆的人走了一大半，暖气片还在响。保温杯里的水已经烧开了冒着热气，摇杯的时候听得到水在晃。
我把保温杯拧紧，合上书。走廊里有人在背英语单词，断断续续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蹦。图书馆外面在飘雪——不是下雪，是风吹着地上的雪在跑，白花花的一片贴着路面上飞。窗户缝里透进来一丝冷风，和暖气片的热撞在一起，变成一小团雾，窗玻璃上就多了一个小圆点。
写信回家。
信写了两遍。第一遍写了"很冷"两个字划掉了——太简单，说不清楚。写"风像刀子"——也划掉了，南方人没见过刀子一样的风，写了母亲也不明白。又写"零下二十度"——再划掉，母亲不知道零下二十度是什么意思。她只见过零上。最后我写了一句："很冷。但是暖气很暖。"
母亲两星期后回了信。信里夹着一块报纸包的东西——打开是半瓶酸笋。瓶盖在运输途中裂了一条缝，酸水漏了一半，把报纸浸透了，报纸上的字糊了一片。邮递员在信封上贴了一张纸条："内件破损，已做防水处理。"酸笋还剩半瓶，闻起来还是家里的味道——酸，涩，有一股南方灶房的潮湿气。
我把酸笋瓶放在窗台上。窗外的白杨树已经光秃了，只有枝条在风里抖，像一根根手指指向不同的方向。瓶子里的酸笋在结冰的窗台上冒着微弱的酸气，像一个从南方来的客人，站在北方的寒风里，倔强地冒着自己那点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