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哈尔滨到南宁的火车要坐三十六个小时。
和来时一样。但来的时候是八月，窗外是南方到北方的绿变黄；回去是一月，窗外是北方到南方的白变绿。
车窗上的冰花从窗框开始长。刚出哈尔滨的时候，车窗整个蒙了一层雾，雾很快冻成冰花——六角形的，从窗角往中间蔓延，玻璃变成半透明的水晶。我用手指在冰花上画了一个圈，圈里的冰化了一点，沁出水来，但手一拿开又冻住了。
火车往南开。窗外的白一点一点变少。先是雪变薄了——路边的雪从齐膝深变成盖着地皮的一层薄霜。然后霜也没了。树从光秃秃变成挂了几片枯叶，再变成挂着绿叶子。经过郑州的时候，窗外的麦田露出了土色——黄土，黑色的秸秆茬子，偶尔有一丛冬小麦从雪下面露出绿色的尖。
车过武汉。长江从车窗右边划过去——江面很宽，水是灰绿色的，和松花江一样宽但颜色不同。松花江的水是灰白色的，冬天的江面冻住了，像一块石板。长江不冻，水一直在走——能看见浪，能看见船，能看见江面上漂浮的白色泡沫箱。
过了长沙之后窗外的绿开始变浓。田里的菜从灰绿变成亮绿，路边的树从枯枝变回叶子。空气也变了——从干变成潮。我把车窗开了一条缝，风吹进来的时候我闻到了泥土的味道。南方冬天的泥土——湿的，带一点腐叶的酸。这是我闻了四个月都没闻到的味道。
到南宁的时候天黑了。出站口的灯泡比哈尔滨的暗，黄黄的，像家里灶房的那盏柴油灯。空气潮得能拧出水——我的脸在哈尔滨被风吹了四个月，干裂的皮肤碰到南宁的潮气，像泼了温水，痒。
从南宁到镇上还要坐两个半小时的班车。班车的座椅弹簧坏了，坐下去硌腰，路上每个坑都从屁股传到脊椎。窗外从城市的灯光变成镇上的路灯，再从路灯变成没有灯的土路。空气从南宁的潮湿变成更潮的潮湿——田间水渠的味道，混着冬天干稻草和牛粪的气味。这种味道哈尔滨没有。我深吸了一口，肺里灌满了南方的湿气。
再到村里要走路二十分钟。土路两边的甘蔗田已经收完了，茬子戳在地里，黑乎乎的一排排。狗在远处叫了两声，不知道是不是黑子。
到家的时候天全黑了。院门没锁——我们家的院门从来不锁，白天晚上都不锁。推开门的时候狗叫了两声，黑子认出了我，尾巴从慢摇变成快摇，跑到我腿边蹭了两下又跑开了。灶房的灯亮着，柴油灯的黄光照出门框，映在院子里的泥地上。
母亲正在灶前盛菜。铁锅里的热气把她的脸蒸得发红。她听到门响回过头，手里的铁勺没放下——她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"回来也不打个电话。"
"电话亭排了太久。"
她把铁勺搁在锅沿上，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手。她的手还是粗糙的——裂纹比暑假时深了，虎口的茧硬得像老树皮。我的手被哈尔滨的冷风刮了四个月，也粗了，但没她粗。她摸了两下，没说话，转身回灶房盛饭。
父亲从堂屋走出来。他站在灶房门口的柴油灯光里，裤子膝盖的位置磨得发白，脚上还是那双解放鞋——鞋帮子脱了胶，大脚趾从侧面露出来。他比暑假时又瘦了一圈——颧骨更高了，脖子上的筋更明显了，像拧紧的麻绳。
"冷不冷？"他问。
"不冷。有暖气。"
"暖气？"
"北方的房子有暖气管——热水在管子里跑，整间屋子都暖。"
他点了一下头。把我的蛇皮袋从肩上接过去，放在堂屋的条凳上。
菜上桌了。和四个月前一模一样——咸菜、酸笋炒肉、白切鸡。酸笋的味道一冲进鼻子，我的喉咙紧了一下。四个月没闻到这个味道了——东北的酸菜是白菜的酸，硬的，冲的。家里的酸笋是竹笋的酸，软的，有一股潮湿的、发酵的、从地底下翻上来的味道。
我夹了一筷子酸笋放进嘴里。口水涌出来。口腔记住了这个味道——四个月没有触发过，但碰到的一瞬间就醒了。酸笋的酸不是酸菜那种冲鼻的酸，是从舌根慢慢浸上来的，先是涩，然后是鲜，最后是回甘。那种味道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，像一条管道把南方的热气输送到被北方冻了四个月的胃壁上。
母亲坐在对面，筷子只拨了拨咸菜。我说："妈，你也吃。"
"我不馋。"她说。和每次说的时候一样，语气平淡得像念了一句念完的经文。
父亲喝酒。不是米酒——是镇上打的高粱酒。他倒了一小杯，抿了一口，喉结动了一下。以前他能喝三碗，现在只倒了一杯。他说医生让他少喝——胃有问题，去年开始疼，吃了两疗程的药，好了一点，但没全好。
"你爸今年没怎么咳。"母亲说。她在说一个进步，像在说今年的谷子比去年多打了五十斤。
赵启明来了。
他穿了一件黑色羽绒服，比暑假时瘦了——脸上的肉少了，颧骨更尖了，下巴的线条像刀刻的。他说上海的冷不是冻——是阴。风从黄浦江上吹过来，湿的，钻进骨头里，穿多少衣服都不管用。"比哈尔滨还冷。"他说。"哈尔滨冷在皮上，上海的冷冷在骨里。"
我们坐在黄皮树下。冬天的黄皮树不像夏天那样密——叶子稀了，能看到枝条之间的缝。我递给他一根烟，他接了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烟飘上去，穿过树缝，散了。
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，手指比我记忆里的长了一节——不是真的长了，是瘦了显得长了。
"上海比我想象的更远。"他说。
"多远？火车二十三个小时。"
"不是那个远。"他弹了一下烟灰，烟灰落在地上碎成一小堆。"是世界。上海的世界比我想的远。学校里的人讨论的东西——期权、期货、衍生品、对冲——我一个词都搭不上嘴。连食堂打饭的阿姨都说上海话。我学了两个月才听懂阿姨说'两块五'——不是不知道两块五，是她念'两块五'的时候我以为是'两棵树'。"
我看着他。柴油灯从他背后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影子拉得很长，像黄皮树的影子。他没有笑。他的脸在灯下更瘦了，颧骨的阴影比夏天深了一截。
"你学得快。"我说。
"学得快是因为害怕。怕掉队。怕四年出来连上海的门都进不去。"
他抽了最后一口烟，把烟头按在石头上碾灭。石头上留了一圈黑灰。
"陈默呢？"他问。
"没回来。厂里春节加班双倍工资。"
赵启明点了一下头。没说话。
陈默没回来过年。
他母亲来了。
除夕那天下午，陈默他妈端着一盘鱼走进我家院子。鱼是罗非鱼，巴掌大，用油煎过了，皮焦黄，撒了葱花和姜丝。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衣，头发用黑夹子别在耳后，脸上的皱纹比暑假时多了两道。
"阿默说不回来了——年三十的班，工资翻倍。"她把盘子放在我家的灶台上。"鱼你拿着。你家去年还给我家送了腊肉，我一直记着。"
母亲要推。她把母亲的手按回去了。
"拿着。过年的鱼。"
鱼放在灶台上冒着热气。鱼眼珠是白的，煎过之后鼓出来，看着人。陈默他妈的眼睛也是白的——不是眼白，是那种常年没休息好的、白中带黄的灰白。
"他打电话回来，说厂里忙。"她站在灶房门口，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。"说让我不用操心——六百的工资寄回来五百。自己留一百，够花了。"
一百块在东莞够不够花，她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
陈默他妈走的时候天快黑了。她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我家灶房的灯光，那一眼很短——不到一秒。但她看的时候嘴角往下拉了一点，不是要哭的脸，是忍住了的脸。
年夜饭只有三个人。
菜比去年多了一道——陈默他妈送的鱼。加上咸菜扣肉、酸笋炒大肠、白切鸡、炒白菜，比腊月里任何一顿都丰盛。但桌子比去年空了一个人的位置——去年赵启明全家在，加上他家、我家、陈默家三家人凑了一大桌。今年只有三个人的碗筷在桌上摆着。
父亲喝了半杯酒就放下了。不是高粱酒——换成了母亲煮的米酒，度数低。他说胃不好，医生不让多喝。他把酒杯推到一边，盛了一碗饭吃起来。吃饭的时候筷子夹了两次鱼——那只陈默妈送的鱼。
母亲喝了一点汤，然后看着我和父亲吃。我说妈你也吃。她说吃过了。说这话的时候她碗里只有半勺汤和一片酸笋。
吃完饭母亲洗碗。我帮她擦碗。碗底映着柴油灯的光，光在碗底晃。母亲把碗一个一个摞起来，放进碗柜，用木棍顶着门——碗柜门又坏了一点，上次是合页松了，这次是合页掉了。木棍比上次用的时候粗了一圈。
堂屋的条凳上放着父亲的高粱酒杯，杯底还剩半指深的酒没倒。他把杯口朝下搁着——表示不喝了。以前他的杯子从来不是朝下的。
屋外有人在放鞭炮。声音远远的，噼啪一阵，然后安静了。又一阵，又安静了。不像去年那样密——今年的鞭炮声断断续续的，像在犹豫。
守岁到十一点。父亲先睡了——他说犯困，盖上被子侧过去就打鼾了。鼾声比以前轻了，以前他打鼾像拉锯，现在像风过木板缝。母亲在缝一件棉袄，针在灯下走，白线穿黑布，一针一针地缝。她的手在灯下看起来更粗糙了——每缝一针，线从布里穿过去的时候都要用力拽，她用牙齿咬着线头咬断，线头落在地上卷成一小团。
我翻开作文本，在9月1日那行的后面找了一个空白处，写：
"大一上学期结束。数学第十五名。C语言第三名。给排水课第九名。方向还在。"
想了想，在"方向还在"后面画了一条箭头——从"管网"出发，拐了一个弯，指向一个空白的方向。空白处只有铅笔划过的一条淡淡的印子，看不清是字还是空。
窗外最后一点鞭炮声也停了。黄皮树在黑夜里站着，叶子不动，枝条不动。像是也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