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门口的电话亭是那种绿色的——铁皮外壳刷了绿漆，漆皮翘起来几块，露着底下的锈。哈尔滨的冬天把铁皮冻得硬梆梆的，手握上去冷得发痛。听筒的塑料壳也是冷的——零下二十度的塑料像一块铁，握在手里两秒就开始往掌心里吸热。
投了两块钱硬币。硬币从投币口落进去的时候在铁皮筒壁里滚了一圈，发出叮的一声，像在空管道里敲了一下——和暖气管里水流撞到弯头的声音差不多。拨号。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响了五声。
"喂？"
赵启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清晰得像他站在旁边——上海的信号比哈尔滨好。他的声音比大学时候多了些什么——不是音色变了，是底气变了。底气这个东西听得到——勇敢的人说话字和字之间没有多余的空间，每个字都站得稳。
"是我。"
"之宇？"
"嗯。"
"你在哈尔滨？"
"嗯。实验室。"
"零下多少度？"
"二十几度。"
"上海零上五度。我穿了两件。"他笑了一声。笑声很短，像硬币落进投币口那一下。
"我硕士快毕业了。"
"嗯。"
"准备了论文答辩。下个月。"
"什么题目？"
"中国A股市场的量价关系实证研究。"他说题目的时候语速比说别的话慢了一点——像在念一行标题，每个字都要站住。"答辩完我就去基金公司了。"
"不读博了？"
"不读了。"停了一下。"读完了。硕士够用了。理论的东西已经掌握了，剩下的要在市场里学。"
听筒里的电流声像很远的雨——哗啦啦的，没有间隙。办公室里有人在叫什么——听不清叫什么，像隔了一面墙。赵启明用手捂住了话筒——我听到他说了一句"稍等"，然后手松开了话筒。
"我现在在一家对冲基金实习。做量化分析。"
"量化分析。"
"就是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来分析市场、制定交易策略。"他的语气和讲Black-Scholes模型的时候一样——每个字后面跟着逻辑，逻辑后面跟着证据。"和你写程序算管网有点像。你用代码找最优管径，我用代码找交易信号。输入不同，算法不一定一样，但思路可以互相借。"
思路可以互相借。
他把大三那年信里的话换了一种方式又说了一遍——只是这次他没有在信纸上写，他在电话线那一头的上海说出这几个字。两千公里。从上海到哈尔滨。信号在光缆里跑，带着一点电流声，断断续续地钻进听筒。
"你在做什么？"
"管网优化程序。遗传算法。三千行了。"
"三千行？"他在那头轻轻吹了一声口哨。"你已经能写三千行了？"
"用的C语言。加了选择、交叉、变异三个算子。迭代两千代以上收敛。"
"选代……选择、交叉、变异。"他重复了一遍，语速很慢。"你知道这三个算子在金融里叫什么吗？"
"什么？"
"选股——选优留种。策略交叉——两只策略组合。参数变异——随机调参。你的遗传算法如果换一组输入，把水压、流速、造价那些约束先放到一边，改成收益、回撤、胜率——"
他停了一下。电流声在听筒里哗啦啦的，像松花江冬天的冰面底下水流经过的声音——看不见，但听得到。
"你在写一个量化交易的策略引擎。"
我没有接话。
电话两头安静了三秒。这三秒里面电流声一直没停，像有人把一张很薄的砂纸贴在耳边轻轻摩擦。
"你什么时候回哈尔滨？"他问。
"我没走。一直在。"
"哦。对。你在读研。"他顿了一下？"我说错了——你还在管网里。我已经在K线里了。"
还在管网里。已经在K线里了。
挂了电话。听筒放回去的时候塑料壳碰了一下铁皮框，当的一声，和硬币落进去那一下差不多。零下二十度的塑料听筒被手捂了十分钟，握过的地方留下一个手印——手印很快冻回去了，塑料表面又变得和其他地方一样冷。手心的汗在塑料壳上凝成了薄薄一层水汽，几秒之后就结了霜，霜在路灯下白了一片，像玻璃窗上极小的一片冰花。
走出电话亭。十二月底的哈尔滨，下午五点天已经黑了一小时。路灯照着校园的路——柏油路面冻得发白，踩上去嘎吱响。白杨树只剩枝丫，枝丫在路灯光里投出交错的影子，像一张管网图从天上掉下来铺在地上。
经过图书馆门口的时候站了一下。台阶上的雪被踩出一条窄路，中间的雪变成冰，冰面反着路灯的光。半年前我们在这里拍了毕业照——六个人站在台阶上，身后是"哈尔滨工业大学"六个烫金字。王强穿着大了两号的西装，袖子卷了三圈，站在最右边。林小月站在我旁边，笑得很淡。我穿二手市场买的白衬衫，领口有点松。赵启明站在最左边，领带系得很正——六个人里只有他打了领带。
那时候台阶上没有雪。六月的风吹过来是暖的，白杨树的叶子哗哗响。现在是白色的一片。台阶还是那几级——从下往上走的时候每一步抬高十五公分。耳朵里仿佛还有快门响的那一下——咔——短促，清脆，和硬币落进投币口差不多。
路过修车铺的时候停了一下。铺子亮着灯，卷帘门半开，暖黄色的灯光落在巷口的雪地上。门外有一排大脚印——王强的，四十三码的工装靴，鞋底花纹很深。脚印从巷口延伸到门口，门口叠得最密。
透过卷帘门看到他蹲在一辆车底下——只露着两条腿，裤脚扎在靴子里。机油的味飘出来，和雪的冷气搅在一起。
站了三秒。走了。
回到实验室的路上经过操场。跑道上的积雪被踩成两条窄道——一条绕圈，一条斜穿。交叉的地方踩得最实，几乎成了冰。斜穿操场的人走直线——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但直线也最滑，踩的人多了冰面像镜面一样反光。有人开始走边上的雪——雪更厚更软，但更安全。
绕远的路更安全。直路更短但更滑。最短路径不是最优路径——遗传算法的选择算子里写着：适应度不只是距离最短，还有约束条件。水压不能太低，流速不能太快，管径不能太小。
脚下的雪嘎吱嘎吱响。每一步都踩出一个新的脚印。从操场这头到实验室那头，大约四百步。四百步之后到了实验室楼下，抬头看三楼的窗户——灯亮着。电脑还在跑。程序的屏幕在黑暗的实验室里一闪一闪，绿色的。
回到实验室。程序已经跑到了第3500代。适应度668.2——和第2400代比只降了两点。收敛了。程序找到了它的最优解。
拉开椅子坐下。蓝色钢笔还在——笔帽裂了一道缝，缠了两圈透明胶。从初三到研一，笔杆上的漆磨没了，露出底下的黄铜色。
翻开笔记本第一页。1999年，初三。纸页发黄了，边起了毛。第一行写的是两个字：
咸菜。
那两个字写得大，笔画粗，但认真。横折弯钩的弯写得圆——那时候写字还不会用锋，笔尖在纸上过弯没提笔，直接拐过去的。咸菜。陈默的咸菜饭盒。母亲的咸菜坛子。那两个字是这本笔记本的起点。
翻到最后一页。2007年12月。笔记本用了四分之三——前面是给排水公式和管网拓扑图，中间是代码流程图，后面是遗传算法的迭代记录。初三的字一行一格，大而清楚；现在的字一行挤两行——纸只有那么宽，字只能挤。
蓝色钢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
管网→算法→？
问号后面是空的。但问号本身就是方向——方向不需要标明终点，只需要指着出路。
合上笔记本。封面泛着灰——棕色硬纸板，四角磨出了白芯，书脊漆也磨了大半。八年从广西到哈尔滨，从咸菜到代码。这本笔记本的头和尾之间隔了八年——八年前第一页写的是"咸菜"，八年后最后一页写的是"管网→算法→？"。第一个词是食物，最后一个词是一个问号。食物是活着的底线，问号是方向的起点。
关电脑。屏幕暗下之前最后看了一眼——适应度668.2。程序找到了最优解。但我还没有。
走出实验室。走廊的灯灭了，安全出口的绿牌亮着。推开大门，零下二十度的空气刮在脸上。呼出去的白雾在路灯下散开——一团一团的，每团活两秒就散了。校园里雪很静。白杨树只剩黑枝，枝丫交错在夜空里，像一张管网图——根到干，干到枝，枝到梢。树的管网在上面，城市的管网在下面。上面是光，下面是水。
星星很多。哈尔滨冬天的星星比夏天亮——空气冷，水汽少，天更透。校园里没有高灯了，路灯只能照到路面，照不到天上。仰头看，北斗七星挂在白杨树树梢的方向，勺口朝下，像一把漏斗——水往漏斗里倒，从勺口流出去，流到更低的地方。
往回走。实验室楼后面雪地上一条窄脚印——我的。明天继续优化管网程序。适应度668.2不是终点——不同的地形、不同的需水量，算法每次都重新开始。未来大概也是这样：每次换一组条件，重新算，重新走。
回到实验室门前。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——锁芯很紧，哈尔滨的冬天把金属冻得收缩了，钥匙转的时候金属摩擦发出轻微的吱嘎声，和暖气管里水撞到弯头的声音差不多。门开了。灯亮了。电脑屏幕上遗传算法安安静静停在第3500代。明天还会再跑——新的管网数据来了就再跑一遍。管网在地下。代码在屏幕上。K线在远方。
方向是新的。问题还在前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