期中考试的成绩贴在走廊的墙上。
我站在人群后面，踮着脚看。名单是从第一名排下来的，赵启明的名字在第三行，我的名字在第三十一行。全班五十二人。
语文单科成绩我排第七。数学五十三分。物理四十七分。英语四十一分。
赵启明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，看到我在看成绩单，在我背上拍了一下。
"你语文又考好了。"
"嗯。"
"其他科呢？"
"别问了。"
他没再说话。我们往教室走。走廊很窄，两边是青灰色的水泥墙，地上有鞋印和痰迹，空气里飘着粉笔灰和食堂蒸饭的味道。
陈默已经在座位上了。他低着头在看卷子，那是他的数学卷——六十二分。班上第四十多名。但他的卷面很干净，每一道题都写了步骤，只是结果不对。
我把卷子塞进桌洞里，不想看它。
上午第二节课是班会。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叠成绩单，脸板着。
"这次期中考试，全班前十名只有三个比上次进步了。其他七个人都在退步。"她目光扫过来，停在我身上——在她看来，我的名次恰好是退步的那一类。
"林之宇，你的数学和物理怎么搞的？"
我低下头，没回答。
"还有你，陈默。"李老师把成绩单翻了一页，"英语只有三十二分，你怎么考的？"
陈默没说话。他从来不解释。
赵启明举了下手："李老师，他的英语基础不好……"
"我知道基础不好。基础不好就更应该努力。"李老师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拍，"你们以为还剩多少时间？明年六月就中考了！那些成绩不好的，自己想想怎么办。是继续读书，还是出去打工——你们自己选。"
她说"出去打工"的时候看了陈默一眼。陈默低着头，没有抬起来。
下课后赵启明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"你别在意李老师说的。"
"我没在意。"
他看了我一眼，不信。
放学排队打蒸饭的时候，我在灶前闻到了一股焦味。今天蒸饭的锅炉出了问题，有几个饭盒糊了。我找到了我的，还好，只是边上有一点黄。陈默的饭盒更惨——一半米是糊的，另一半还没全熟。
他什么也没说，拿筷子把糊的部分剥掉，吃了另一半。
中午，三个人蹲在墙根下。赵启明从书包里摸出一包花生米，用报纸包着的，报纸上有油渍。他爸爸从镇上供销社买的。
花生米配白饭，加上我带的酸笋，陈默带的咸菜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午饭。
赵启明嚼着花生米，忽然说："我爸说我语文好，应该去读文科。"
"那你呢？你想读什么？"
"我当然读理科。"赵启明把花生米扔进嘴里，"读文科有什么出息？写文章能当饭吃？我爸说，理科出来的人才是做实事的。盖房子、修桥、搞工程，哪个不是理科干的？你们语文老师天天念叨什么文学文学，他自己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"
他说的有道理。在我们镇上，挣钱的人没有一个是搞文学的。修摩托的老吴，卖化肥的老黄，开砖厂的李老板——这些人挣了钱，住上了楼房，用上了热水器。而语文老师王老师还住在学校分的平房里，妻子在菜市场卖豆腐。
我把我家里人的情况想了想。父亲种田，母亲在家。全村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收音机和一辆旧自行车。没电视。没电话。卫生间是旱厕，两块砖头架一块木板。我们村离镇上有七公里山路，雨天泥泞，晴天扬灰。
陈默家还不如我家。他家的房顶漏雨，堂屋地上长过蘑菇。
陈默在一旁不说话，筷子夹着咸菜，一口一口往嘴里扒饭。
"陈默，你呢？"赵启明问。
陈默想了想，说："我可能读不了高中。"
"为什么？"
"家里没钱。"
赵启明没再问。他吐掉花生皮，看着远处操场上的篮球架。篮球架是铁管焊的，篮板裂了一道缝，用铁丝缠着。球网是麻绳编的，早就断了半截，在风中晃。
我忽然问："一中每年学费多少？"
"八百。"赵启明说，"住校另外加钱。"
八百。我家里一年的收入大概三四千块，扣掉吃饭、穿衣、买化肥，剩不下多少。八百块学费，加上住校费、生活费、书本费——一年至少要两三千。
两三千。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圈，找不到出路。
操场那边传来篮球砸地的声音。有人在打球——是我们班的几个男生，其中一个是李冬，他嘴上的伤口贴了纱布，还在打球，好像上午的事从来没发生过。
我盯着那片土操场看了很久。操场上没有草，全是黄土，中间低两边高，一下雨就积水成泥潭。跑道是用煤渣铺的，跑起来脚下沙沙响。篮球架歪着，像随时要倒。
下午放学后，我和陈默一起走回家。
路两边的甘蔗地收完了。蔗农把甘蔗砍倒，堆在路边等车来拉。剩下的蔗皮和渣滓铺了一地，踩上去软的，散发出一股发酵的酸味。
陈默走在前面，步子很大。我跟在后面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的肩膀比我宽，但很瘦，肩胛骨在薄外套下面凸出来。书包在他背上一晃一晃的，那个缝歪了的背带像一条死蜈蚣。
"陈默。"
"嗯？"
"你真的不读高中了吗？"
他没立刻回答。走了十几步，才说："看家里吧。"
"你家让你出去打工？"
"嗯。我叔在东莞，说帮我找厂。"
"什么厂？"
"电子厂。组装零件的。工资一个月三百多。"
三百多。我想起赵启明说他爸一个月工资大概五六百。陈默去电子厂，一个月三百多，如果省吃俭用，能给家里寄两百。
我把这些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数字，总是数字。学费，工资，分数线。好像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串数字，大数字压着小数字，小数字压着更小的数字。
"你不想读吗？"
陈默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他的眼睛很黑，在夕阳下面像两颗没有反光的珠子。
"想又怎样。读要钱。我家拿不出来。"
我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他说的是事实。
我们继续走。路两边的甘蔗地黑乎乎的。起了风。风里有一股甘蔗渣发酵的酸味和泥土腥气。远处有灯光——是那堪村的方向，但陈默家不在那头，他在更里面。
到了分岔路口，他往左，我往右。
"林之宇。"他忽然叫我。
"嗯？"
"你好好考。"他说。然后转身走了，背影在甘蔗渣堆后面消失。
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在院子里劈柴。
院子不大，三面是矮墙，一面通着外面的土路。墙角堆着柴禾，旁边是鸡圈，里头三只母鸡和一只公鸡在刨食。公鸡见我回来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头刨。
斧头劈下去，木头裂开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截一截的木柴整齐地码在墙根下，等着冬天烧火。
"回来了？"父亲抬头看我一眼。
"嗯。"
"期中考试了？"
我愣了一下。他怎么知道的？
"你班主任到家来了。"父亲把斧头插进木桩里，"说你有几门课成绩不太好。"
我低下头。
"她让你加把劲。"父亲弯腰把劈好的柴捡起来，码到墙根下，"说语文很好，数学和物理要补。"
"知道了。"
父亲拍了拍手上的木屑，进了屋。我跟在后面。厨房里，母亲正在灶台上煮粥。锅里咕嘟咕嘟地响，蒸汽把窗户糊了一层水雾。
"之宇，洗了手吃饭。"母亲说。
饭桌上只有两碗粥，一碟咸萝卜，一碟自己腌的酸菜。父亲和我对坐，母亲站着吃——她从来都是站着吃饭，说坐下来吃不惯。灶上还蒸了一碗蛋羹，是给我补身子的——家里养的那几只鸡，鸡蛋基本都归我吃。
父亲吃了几口粥，放下筷子。
"班主任说一中分数线很高。你如果要考，得使劲。"
我点头。
"使劲不是光使蛮劲，"父亲说，"得有方法。你看你语文好，说明你不笨。不笨的人，数学也能学好。"
"可是我学不好。"
父亲放下筷子，看着我。煤油灯的光落在他的脸上，皱纹很深，像田里的沟渠。
"读不好就多学几遍。你种地，第一年收成不好，难道第二年就不种了？"
这道理朴素，但他说不出更具体的了。他只读过小学三年级，认识的字加起来不超过两百个。"砸锅卖铁"是他表达决心最极端的说法。更具体的——请家教、买辅导书、补课——这些他不会说，我也不会提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答案：没有那个钱。
我听着，点着头。灶膛里的火跳了跳，映在墙上一明一暗。母亲往灶里添了一根柴，火苗又旺了些。
吃完饭，我回到自己屋里，在柴油灯下翻开数学课本。
那道关于二次函数的题，我看了半小时。图形画在纸上，对称轴、顶点、开口方向。我一条一条画辅助线，但题目问的根本不是我画的东西。
我换了一种方法。把公式代进去，一步一步算。第一步可以，第二步也行，到了第三步，又卡住了。
我盯着那道题，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圈，又画了一个圈。圈越来越大，覆盖了整个题目。
我又翻到课本最后几页，那里有拓展题。拓展题的数字更大，公式更长，我连题目都读不懂。那些符号像另一种语言，写在纸上，每个笔画我都认识，但组合在一起就不是我能理解的东西了。
我把课本合上，趴在桌上。柴油灯的火焰很小，晃晃悠悠的，影子在墙上晃。
窗外有猫叫。远处的狗跟着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
我想起陈默说的那句话："想又怎样。读要钱。"
他说的是他自己，但好像也在说我。想读高中，想考大学，想走出这个村子——想又怎样？
我又想起赵启明说的："我要考大学，我要去上海。"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是亮的。好像上海就在山那边，翻过去就到了。
可山的那边，还是山。
我闭上眼睛。那些数字又浮上来，像浮在水面上的鱼，翻了个肚皮又沉下去了。3.14，根号2，串联，并联。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——陈默的背影，赵启明的白沙烟，父亲劈柴时一斧一斧的声响。
我还想起了今天在教室里看到的那个电路图。串联。电源、电阻、导线，连成一个圈。电流从正极出发，经过所有电阻，回到负极。串联电路中，电流处处相等。
——如果每个人都串联在同一个电路里，那为什么流过赵启明的电流和流过陈默的电流，看起来那么不一样？
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荒唐。一个物理考四十七分的人，想什么串联并联。
后来我趴在那张桌上睡着了。灯烧到最后，柴油耗尽，火苗跳了两跳，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