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启明带了一本《天龙八部》来学校，第四册，封面卷了边。
下课铃一响，他就把书竖在桌上，埋头看。我瞄了一眼，正好看到乔峰一掌拍在云中鹤后背，云中鹤吐血跌出去那一段。
"借我看看。"
"等我看完了。"赵启明头也不抬。
陈默趴在桌上睡觉。他昨晚又干活了——他爸的腰不好，弯不下去，地里很多活要他来干。早上来学校的时候眼睛红红的，书包里还带着没吃完的番薯。
第二节课是英语。周老师站在讲台上念课文，声音平板，像念经。我盯着课本上的单词，嘴里跟着念，念了五遍，记不住。陈默的头一点一点的，快栽到桌上了。赵启明在桌底下翻页。
下课铃响的时候，陈默猛地醒了，手肘撞到我的胳膊。
"走走走，"赵启明弹了一下书包带子，"去后面。"
我们三个从教室后门溜出去。走廊上人很多，有人在追打，有人在喊，有女生在跳皮筋。有人贴着走廊跑，差点撞到赵启明，赵启明侧身让了一下，嘴里骂了一声。
穿过教学楼后面的小路，绕过厕所，就是那片小竹林。竹子长得很密，竹叶遮住天，地上全是烟头和零食袋。这里老师不会来——太偏，而且脏。
赵启明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白沙，只剩三根了。他抽出一根，我抽出一根，最后一根给陈默。
陈默看了他一眼："不是只有三根？"
"你抽。"赵启明说，"我下次再偷。"
他爸的书房抽屉里永远有三四包烟。赵启明偷烟的技术很高明，一次只偷两三根，多了他爸会发现。他把烟夹在课本中间带出来，有时还带几块饼干，用报纸包着。
陈默接过去，点上。三个人蹲在墙根下，后背靠着砖墙，腿屈着。阳光从头顶照下来，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到脚前。陈默的影子最矮，蹲着的姿势像一块石头。
赵启明吐了一口烟，眯着眼看天。竹叶缝里漏下来的光斑落在他的脸上，一闪一闪的。
"我听我爸说，今年一中的分数线可能要涨。"
"涨多少？"
"可能到四百六。"
四百六。我上次月考总分二百七十。
"你没问题，"我说，"你每次都前三名。"
"我又不去一中。"赵启明把烟灰弹到地上，"我要考地区实验中学。分数线五百二，但我有把握。我爸说了，只要我考进去，他砸锅卖铁也供。地区实验是省里排名前三的高中，从那里出来，考大学十拿九稳。"
他爸是老师，说砸锅卖铁和我说砸锅卖铁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他家有锅可砸，我家连锅都不太舍得用。我听了这话，心里没有酸，只是平静地知道——这是两种生活。
陈默没说话。他把烟递给我，我抽了一口就呛住了，咳了两声。陈默接过去，抽得更深了。他抽烟的姿势比我们老练，一口到底，烟头几乎烧到手指才掐灭。他从小看他爸抽，一两块一包的烟，味道冲，但他爸说那才叫过瘾。
"你在想什么？"赵启明问陈默。
"没想什么。"
"你到底读不读高中？"
陈默沉默了几秒，说："不读了。"
空气安静了一下。远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，鞋子拍地的声音很远。
"你家说的？"赵启明又问。
"我自己说的。"陈默把烟屁股弹开，"读也考不上。考上了也没钱交学费。不如早出去挣钱。"
赵启明看了我一眼。我也看着他。我们都没再说话。这三句话每一个字都很短，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，拔不出来。
远处的操场上有体育队在跑圈，球鞋踏在煤渣跑道上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有人在喊口号，声音远远传过来，听不清。
上课铃响了。赵启明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"走了。"
我站起来，拉着还蹲着的陈默。他的裤子碾出一圈灰印子，拍了两下没拍掉，就那样走了。
下午第一节课是语文。王老师进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一摞作文本。他把本子放在讲台上，翻出最上面一本。
"这次作文题目是'我的父亲'。大部分同学写得不好——"他顿了顿，扫了一眼教室，"有的同学写得太假，有的同学写得太短，有的同学干脆抄了一段'朱自清的《背影》'交上来。照抄一遍也叫写作文？"
几个同学低下头。王老师把那本作文本翻开，举起来。
"但有一篇，写得很好。林之宇。"
我没有动。
"站起来，念给大家听。"
我站起来。腿有点软。教室里五十多双眼睛看着我。有人咳嗽，有人窃窃私语。王老师把作文本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低头看。字是我写的，但念出来像另一个人写的。
我念的是写父亲在田里干活的那个段落。弯腰，起身，再弯腰。太阳在头顶，影子在脚下。他从不抬头看天，也不回头看我。手上的茧子像干裂的树皮。指甲缝里的泥洗不掉，也不想洗。旱天挑水，雨天挖沟。三十五年，同一个姿势，同一块田。
教室里很安静。前排的女同学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又转回去了。后排有人轻声咳嗽了一下，然后恢复了安静。
我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声音有点发紧。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。
"坐下吧。"王老师说。他把我的作文本放在讲台最上面，用指节敲了敲桌面，"这次作文，林之宇第一名。大家要把他当范文看——什么是好的记叙文？不是辞藻华丽，不是句式复杂。就是把你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老老实实写下来。不需要编造的故事。不需要漂亮的形容词。真实就够了。"
我坐下来。赵启明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："还行。"
陈默趴在桌上，不知道听没听到。
下课后有几个同学过来看我的作文本。前排的周小芳翻了翻，说"写得真好"。后座的张磊也凑过来看了两眼，然后说"不就是写你爸种地吗？这有什么难的"。
他没觉得有什么好。在他的世界里，父亲种地和父亲坐办公室一样，都是一种日常。只有我知道那段文字里的每一个字都重得像石头，每写一个字都要先从喉咙里挖出来。
陈默在座位上趴着，不知道听没听到刚才的事。他的作文本交了白卷——不是他不会写，是他不想写。他不想让老师看到他爸的样子，也不想把那些东西变成文字。
我也没有想把父亲写出来。只是写作文的时候，手里的笔不听话，自己动了。写完了才觉得不对——我写的不是作文，是日常。是每天都能看到、但从没人愿意说出来的一种人。
赵启明从后面丢了一张纸条过来，上面写着两个字："不错。"我看了，把纸条揉了，塞进铅笔盒。
作文写得好有什么用？能考上一中吗？
语文满分一百二，上次我考了九十八。在班上语文排第七。但数学满分一百二，我只考了五十三。物理四十七，英语四十一。五十三加九十八等于一百五十一，再加四十七再加四十一，总共二百八十七。一中分数线四百六，还差一百七十三。
一百七十三。这个数字像一堵墙，站在我和一中之间。墙不说话，但我知道它在那里。
晚自习后，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
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看到陈默蹲在路边的石墩子上。他好像在等人。石墩子是村口那块青石板，扁扁的，能坐三四个人。我们有时候放学不回家，就坐在石板上说话。石板被太阳晒了一天，坐上去还温着。
"你怎么没走？"
"等你。"他说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，用报纸包着。打开，是两块红糖饼。他家的灶烤的，一面焦了，另一面还嫩。红糖从焦面渗出来，在报纸上留了一个褐色的圆印。
"我妈做的。让我带给你。"
"你留着自己吃。"
"带了两块就是给你的。"他把饼塞给我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，"走了。明天见。"
他往镇上黑的那一头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口。
红糖饼还是温的，一面焦黑，一面微黄。我咬了一口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是流动的红糖，甜得冲鼻子。
我蹲在石墩子上，把两块饼全吃了。
月亮出来了一半，照着校门口那棵老榕树。树很大，气根垂下来，像老人的胡须。风吹过来，树叶哗啦响。
我把报纸叠好放进口袋。那张报纸上印着一则新闻，标题是"千禧年庆典方案出台，全国将举行盛大活动"。
千禧年。二零零零年。听起来很远，又很近。
我拿着报纸走回家。路上经过田埂，田里没有水，稻茬一排排立着，灰色的。远处的山黑黢黢的，看不到顶。
走到村口的时候，父亲在门前的台阶上坐着等我。柴油灯放在脚边，灯芯很小，光只够照亮面前一尺。
"回来了。"
"嗯。"
"饿不饿？锅里还有粥。"
"吃了。"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问吃了什么。起身收了灯，进了屋。我跟在后面。
洗漱完躺下的时候，我又想起王老师说的那句话：真实就够了。
可真实是什么？
真实是陈默蹲在墙根下抽最后一根烟，说"读也考不上"。真实是赵启明要去上海念金融，眼睛里有光。真实是我蹲在石墩子上吃红糖饼，一面焦一面甜。真实是一种你必须低头才看得见的东西，像脚底下的煤渣，像指甲缝里的泥。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张报纸。上面印着一则新闻，标题是"千禧年庆典方案出台，全国将举行盛大活动"。报道里写着全国各地倒计时、焰火晚会、万人联欢。照片上的人群密密麻麻，举着小旗子，笑得很开心。
千禧年。二零零零年。那报纸上的热闹属于另一些人——有电视的人，有楼房的人，城市里的人。不属于蹲在煤渣跑道上抽烟的人。
我把报纸折好，塞在枕头底下。灯灭了之后，屋外有虫子在叫。秋天的虫子叫得短，入冬就没了。
我闭上眼。脑子里没有数字了。什么公式、定理、方程，全退了。只剩一点糖味还留在舌头上，隐隐的，甜到泛苦。
窗外有猫在叫。隔壁父母已经睡了，能听到父亲的鼾声。很远的地方，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叫了三声就停了。
我翻了个身，手掌贴着枕头底下那张报纸。报纸很薄，但攥在手心里的时候，像攥着一小片外面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