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启明又偷了烟。
这次不是白沙，是他爸抽的那种硬盒的，蓝壳，上面印着一个拉二胡的老人。一块五毛钱一包，比白沙贵。他爸只有过年才抽这种烟，平时抽的是一块两毛的红梅。
"你爸发现了会打死你。"陈默接过去翻了一下，说。
"不会。"赵启明脸上有一股得意劲，"我拿了两根，放回去了，他数不开。"
他把烟散给我们，一人一根。我们蹲在竹林里，三根烟头在暗处忽明忽暗。竹叶在头顶沙沙响，风从围墙那边吹过来，带着一点橘子皮的酸味——围墙外面有人家在剥橘子。
赵启明深吸一口，吐出一串烟圈。烟圈歪歪扭扭的，没转两下就散了。
"没意思，"他说，"跟我爸抽的一个味儿。"
"一块五的还挑？"陈默说。
赵启明没理他，把烟掐灭了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饼干，一人一块。饼干受了潮，不脆了，嚼在嘴里像嚼纸板。但我还是吃了。
自从上次月考之后，有三天没聚到这里了。三天里发生了一些事。陈默因为上课睡觉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，罚站了两节课。他出来的时候脸不红不白，好像罚站是一种休息。赵启明的物理考了全班第一，赵老师——他爸——在走廊上碰到他，拍了他肩膀一下，什么都没说，走过去了。那一下比说一百句都管用。
我什么也没发生。数学还是不及格，英语还是背不下来，作文还是全班第一。一个偏科的人，像一条跛腿的狗，跑不快也停不下。
抽烟这件事，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
镇上的男生几乎都抽。从初二开始，男生们就在厕所里、竹林里、篮球场后面的围墙根下，蹲着抽。几毛钱一根的散烟，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，一次买两三根，够抽一个课间。也有人抽旱烟，用报纸卷的，一戳就破。
我们三个蹲在这里，其实不算出格。出格的是赵启明偷他爸的烟。他爸攒了一柜子的烟，红的蓝的白的金的，整整齐齐码在书柜第二层。中华、芙蓉王、白沙、红梅——有别人送的，有自己买的，有些已经放了快一年了。赵启明每次偷，拿的不多，两三根，放回空壳里。他爸要是数，也数不出——不是不会数，是根本想不到要数。
上次偷了三根白沙，这次偷了两根芙蓉王。他先用铅笔刀把烟盒底部撬开一点，掏出两根，再把底部的封口按回去，乍一看跟新的一样。
陈默抽烟比我们老练。他戳一下烟灰，食指和拇指捏着烟尾，角度很斜，一横一纵。像他爸那个姿势。他爸抽的是一块二毛的红梅，一天一包，有时候一天半包，省着抽。他爸喜欢蹲在堂屋门槛上抽，一手夹烟，一手抠脚趾头上的泥。陈默从小闻着烟味长大，不咳嗽，不呛，第一口就吸进去了，喉咙连缩都不缩一下。
我不行。每次抽都呛，眼泪出来，鼻子发酸，像被人往鼻孔里灌了一口辣椒水。但下次还是跟着抽。不合群是一件比呛更难受的事。
今天竹林里格外安静。远处有女生在跳皮筋，数数的声音远远飘过来："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——"
赵启明把烟灰弹到地上，说了一件事。
"陈默，我听我爸说，你爸最近在镇上给人砌墙？"
陈默的手停在半空。烟快到底了，他使劲吸了最后一口，按灭在地上。
"嗯。"
"一天多少钱？"
"十五。"
赵启明没再问。我把眼睛转向别处。十五块钱。一天十五块，一个月大概做二十天，三百块。陈默家四口人，加上祖父五口——不对，他祖父去年走了，是四口。四口人三百块钱，加上他母亲的洗衣钱，也就四百多一点。
四百块一个月，四个人。一百块一个人。三块三一天。饭钱都紧巴巴的。
四百块一个月，四个人。一百块一个人。三块三一天。饭钱都紧巴巴的。他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十块，连买练习册都不够，还能省出钱来买烟？
赵启明大概也算了这笔账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脸色变了变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硬壳烟——还剩十几根——整包塞给陈默。
"拿着。"
陈默看他一眼，没接。两个人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。
"我不抽这个。"陈默说。
"拿着吧，我爸柜子里还有好几包。"赵启明把烟放在他手心，"你爸抽的烟比这个差多了，拿回去给他。"
陈默还是没接。赵启明把烟放在他书包旁边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。
上课铃响了。我们往教室走。陈默走在最后面，那包烟还是在他手里——不是他接的，是赵启明走的时候硬塞进他口袋里的。
我走在前面，回头看了一眼。陈默把烟从口袋里摸出来，看了一眼。硬壳的，蓝色封面，印着拉二胡的老人。比他爸抽的红梅强十个档次。他的手指在壳上停了两秒，又揣回去了。那两秒他大概在想：拿回去给他爸，他爸是高兴呢，还是骂他收了别人的东西？
我也不知道。但陈默还是揣回去了。
那天晚自习结束后，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
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路灯坏了，只有月光照着路。月亮不圆，缺了一块，照在地上像一滩发白的水。
我走回家的路要经过一片甘蔗地。白天走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晚上总觉得甘蔗地里藏着什么。风吹过来，甘蔗秆沙沙响，像有东西在里面走动。
我加快脚步。路上没有别人。从学校到村口要走二十分钟，中间有一截是甘蔗地夹着的窄路，白天走不觉得什么，晚上总觉得甘蔗地里藏着什么。风一大，甘蔗秆沙沙响，像有东西在里面走。
路过那段路的时候，我几乎是跑着过去的。脚踩在泥路上啪啪响，心跳也跟着啪啪响。直到走出甘蔗地，看到村口的灯光，才慢下来。
到了分岔路口，想到陈默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忽然不想一个人走。但家还是要回的。拐过路口，踩过一片泥地——白天这里有一个水坑，晚上看不见——远远看到家里的灯亮着。柴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，黄黄的，摇摇晃晃的。像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手里端着一碗水，水面一直在抖。
推门进去，母亲在灶台前剥蒜。父亲不在。
"你爸去镇上了，帮人修屋顶。"母亲说。
修屋顶。天黑了还修屋顶。我点了点头，放下书包。母亲去镇上挑了一担菜回来，天快黑了还没到家，父亲就去接了。接完回来又去帮镇上老覃家修屋顶——老覃家的瓦被风揭了两片，说好了十五块钱。
灶台上有一碗粥和半碟酸笋。母亲每天都是这样——粥是现热的，菜是中午剩下的。她自己碗里的菜更少，多半只吃半碗粥，把剩下的酸笋拨给我。不是她不想吃，是米和菜就那么多，要省着。
"吃吧。粥凉了就不好喝了。"
我坐下来吃。粥是温的，有点稀，米粒少水多，酸笋有点酸过头了，舌头泛麻。但我还是吃完了一碗，又添了半碗。吃完把碗洗了，放进碗柜里。碗柜的门关不严，要用一根木棍顶着才不弹开。
回到自己屋子，点上灯。柴油灯的火焰比教室的灯管暗，但比校门口的路灯亮。
我翻开数学课本。今天讲的是二次函数的图像。翻到对应的页码，例题、公式、图像排在一起。我抄了一遍公式，做了一遍例题，对照答案，错了。卡在第三步——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公式，代进去，算不下去。
我盯着那道题看了很久。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圈，又画了一个圈。然后把答案翻过来，对照一遍。标准答案是(-1, 2)。我算出来的是(1, -2)。正好相反。
符号搞反了。减变加，加变减。这种错犯了三次了。
我重新算了一遍。这回对了。
又做了三道。两道对，一道错。错的那道又把符号搞反了。
赵启明做这种题大概两分钟一道。他不需要想，公式在那儿，代进去就出来了。而我像是在泥里走路，每一步都拔脚，每一步都犹豫。
我把课本合上，头趴在桌上。柴油灯在旁边跳，影子在墙上晃。
窗外起风了。甘蔗秆又响起来，沙沙沙，沙沙沙。
隔壁房里传来父亲的咳嗽声。他回来了。大概又在井边洗了手才进门——他从来不在屋里洗手，说泥脏了井水不要紧，脏了屋里的地不好扫。
我起身关了灯。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夜色。月光照着院子外面那棵黄皮树，树影在地下晃。远处山是黑的，天也是黑的，只有月光在中间划了一条线。
忽然想起赵启明今天的话："我要去上海。"
上海。那个城市在我们的地图上是半个指甲盖大小的点。我翻过课本后面的中国地图，用手指从广西出发，沿着铁路线一路往北，再往东——经过长沙、武汉、南京，最后到上海。火车要坐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。我从没坐过火车。我们村最远只到过县城。
可赵启明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眼睛是亮的。那种光不是柴油灯的光，不是月光，是一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照过来的光。他不只是想去上海，他好像已经站在了上海的某条街上。
我又想起陈默把烟塞回口袋的瞬间。他的手指很瘦，关节凸出来，指甲剪得很短。那双手干过割稻子、挑水、喂猪、砍柴。他只有十五岁，那双手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的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——比他白，比他嫩，但指节上也有一层薄茧。那是握笔握出来的，不是干活干出来的。两种茧，两种人生。
还有我自己。一个语文考第一、数学不及格的人。每天晚上在柴油灯下和公式搏斗。赢了多三分，输了少三分。离一中还差一百七十三分。
一百七十三。
我把这个数字在心里放好，像把一颗种子埋进土里。不管它能不能发芽，先埋下去再说。明天再做十道题。数学做十道，英语背二十个单词。一天一天磨，磨到中考那天。
窗外的风更大了。厨房方向传来母亲叫父亲喝粥的声音，很快又安静了。我摸黑上床，拉过被子盖到下巴。
远处有狗叫，叫了三声就停了。隔壁传来父亲的咳嗽声，咳了两下就压住了，大概是怕吵醒我。
我闭上眼睛。嘴里还有红糖饼的甜味，还有一块五毛钱的烟的苦味。甜和苦搅在一起，分不清楚。像白天蹲在竹林里闻到的味道——烟味、橘子皮味、潮土味混在一起，你说不出哪个是哪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