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的饭盒里永远只有白米饭和咸菜。
咸菜是他妈腌的水萝卜，切成条，晒干了，码在一个老干妈玻璃瓶里。瓶子上的标签磨掉了大半，只剩"干妈"两个字。萝卜条很咸，咸得发苦，但陈默每次都能把一整盒饭吃干净。一粒米都不剩。
"你尝尝。"他把瓶子推过来。
我夹了一条。咸，辣，吃完以后舌头上麻了半天。
赵启明不吃。他从来不吃。他的饭盒里有红烧肉，是他妈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的。瘦的、肥的、带皮的，换着样来。他说你们农村的东西我消受不起。语气不像嫌弃，更像陈述一个事实——我们和他，不在一个饭盒里。
陈默有三个兄弟。他排行老大，下面一个弟弟上小学五年级，还有一个刚上学前班。加上祖父，五口人——不对，他祖父去年走了，是四口人。四口人靠他爸种田和打零工养活。他父亲在村里种地，闲时给人做泥水工，一天十五块钱。他母亲在镇上给人洗衣服，洗一件两毛钱。
我们蹲在教室后面的墙根下吃饭。这是我们的位置。墙根下有一块凸出来的砖，三个人刚好蹲得下。赵启明在左，陈默在中，我在右。这个位置冬天能晒到太阳，夏天有竹影遮凉。全校只有这块墙根最舒服，其他地方不是风口就是暴晒。
陈默把咸菜拨了一半给我，我说不用，他说吃不完。他每次都这么说。但瓶子里的咸菜越来越少，三月中旬的时候只剩下腌萝卜的汁水，萝卜条早就吃完了。
"下个月我妈再腌新的。"他说。
新的一瓶是在四月初送来的。他母亲骑了四十分钟自行车到学校，在校门口等了半小时。自行车后架上的竹筐里装着洗了一半的衣裳，还在滴水——她大概是洗完最后一件就骑车赶过来的。我站在三楼的窗户上看到她。穿着一件褪色的碎花衬衫，头发用一根筷子盘在脑后。她个子很矮，站在校门口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截木桩。陈默跑下楼去，她把瓶子塞到他手里就走了，头也不回。
陈默拿着瓶子站在校门口，一直看到他母亲的身影拐过街角。那辆自行车没有铃，车后架上的竹筐歪了，里面装着洗了一半的衣裳。他母亲骑上车的时候，车晃了一下，她踩了两下才稳住。
我站在楼上看着整个过程。从三楼窗户往下看，人变得很小。陈默站在校门口，手里抱着那个玻璃瓶，一动不动。来往的学生从他身边走过，像水从石头旁边流过。值日的老师走过来问他怎么不上去，他好像没听到。老师又问了一遍，他才动，穿着帆布书包往楼梯口走。
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街角已经空了，什么都没有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陈默把新瓶子拿出来。萝卜条是新的，色泽金黄，比上一批品相好。他用筷子夹了一根，放在饭上，然后又夹了一根给我。
"多给我一根就行。"我说。
"拿着。"他没看我，自己夹了一根咬了一口，嚼了两下，"嘴里有花椒的味儿。"陈默说，自己夹了一根咬了一口，嚼了两下，"这次我妈加了花椒。"
我尝了尝，确实有花椒的麻，混在咸里面。陈默他妈做咸菜的手艺比上次好——上次只有咸，这次有了层次。
赵启明从书包里摸出一包榨菜，涪陵的，真空包装。他撕开袋子，用筷子夹了一根，送进嘴里，然后又夹了两根放到陈默饭盒里。
他没说话，低下头继续吃饭。白米饭配上咸菜和榨菜，倒也不算太差。他筷子夹得很稳，一口一口地扒饭，把每一粒米都送进嘴里，不浪费。
"你们家的稻子呢？"赵启明问我。
"还没收。"我说，"我爸说到时候看粮站给什么价。"
粮站是国家收粮的地方，每年定价。定价多少，就看运气。运气好，一百斤能卖六七十。运气不好，五十五。五十五块，一百斤稻子。一百斤是多少？大约一千两百万粒。一粒一粒种下去，一季四个月，灌水、施肥、除草、打药、收割——最后换来五十五块钱。五十五块钱能买什么？二十七瓶半白沙烟。三斤半猪肉。四十斤大米。不到陈默一个月的生活费。
我没有算这笔账。但陈默在算。他的筷子不动了，盯着饭盒里的白米饭看。白米饭上躺着两根萝卜条和三根榨菜，红黄相间，像一幅很小的画。
"够吃。"他说。
赵启明看着他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把饭盒里的红烧肉夹了两块放到陈默饭盒里。
陈默看了他一眼。赵启明低头扒饭，装作没看见。陈默把肉夹起来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。
那天下午放学，我骑车回家，路过陈默家的田。
稻子已经割了，田里只剩稻茬，一排排立着，干巴巴的，像一把把断掉的筷子。远处有烟囱在冒烟，是稻草烧的味道，灰白色的烟直直升上去，到半空才散开。空气里有一股烧焦的甜味，混着泥腥气。这条路上没有别人，只有风把稻茬吹得沙沙响。
陈默他爸蹲在田埂上，手里卷着一支烟。不是买的那种，是自卷的——用旧报纸卷烟丝，卷得粗，烟丝从纸缝里露出来，一边抽一边掉渣。他旁边放着一把锄头，锄刃上有湿泥。
他蹲在那里的样子，让我想起我父亲。一个人蹲在田埂上，看着收割后的田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蹲着。他的样子像是坐在一条凳子上，但其实什么也没有——只有空气。弯成弓形的背，低着的头，一动不动，像在数地里还有没有掉落的谷粒。
我骑车经过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也点了点头。他脸上的皱纹比上学期更深了，像田里的沟渠。
"陈默在家吗？"我停了一下。
"在后头喂猪。"他往屋后方向指了指。
我推车走到陈默家屋后。猪圈里有两头黑猪，不大，大概刚出栏没几个月。陈默蹲在猪圈旁边，手里拿着一瓢泔水，往食槽里倒。
"你妈刚来过。"我说。
"我知道。"陈默把空瓢放下，站起来，"她每月来两次。"
"新咸菜好吃吗？"
他没回答这个问题。看了看猪圈里的两头猪，说："这头年底能出栏。卖了钱，够交我弟的学费。"
"你呢？"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猪在食槽里哼哼，泔水溅到地上，混着泥变成一摊灰。
"我爸说，等开春他就去东莞，帮我叔找活干。"陈默说。
这是他第一次说"他爸去东莞"。以前他只说自己去打工，或者"家里让我出去"。他爸去东莞——那意味着家里只剩他妈和两个弟弟。他爸的手会从握锄头变成握扳手，从田埂走上流水线。
我看着那两头猪。它们吃得很欢，尾巴一甩一甩的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。
"走了。"陈默拍了拍手上的猪食渣，"明早一起走。"
我说好，推着车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陈默站在猪圈旁边，背对着我，身形很瘦，在夕阳里像一根插在地里的木桩。
他家的瓦房就在身后，屋顶有一块破了，用塑料布盖着。塑料布在风里哗啦响，像一面打不赢的旗。门口晒着几件衣服，辨不出颜色，灰灰白白的，水滴在泥地上，砸出浅浅的坑。一条黄狗趴在门槛上，看到我便抬起头，懒懒地叫了一声，又趴下了。
"明天见。"我说。
"明天见。"
我推车回到大路上。太阳已经落了，天边还剩一道橘红色的光，像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。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母亲端出一碟酸笋炒肉。肉很少，只有几片，切成丝混在酸笋里，看不见也找得到。大概是用了一两肉——舍不得多放。
我夹了一片酸笋，嚼了嚼。酸，脆，有一点肉的油味。陈默家的咸菜是咸的，我家的酸笋是酸的。一样的东西——都是腌的，都是穷人家下饭的菜——两种味道。陈默的咸菜能放一整个月，我的酸笋只够吃半个学期。母亲说了，等这罐吃完，就只吃白饭配酱油了。
"陈默妈今天来学校送咸菜了。"我跟母亲说。
"嗯，我听说了。"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，"他家今年不好过。稻子价低，化肥还涨了。"
我没说话。母亲又夹了一块，我没推。
"你好好读书。"母亲说，"读出去，就不像他们了。"
不像他们。像谁？像赵启明那样，住有热水的房子，饭盒里有红烧肉？
我想起陈默站在猪圈旁边的那一幕。他背对着我，身形很瘦。两头猪在身后哼哼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年底就要被卖掉。它们只管吃，吃得很欢。人也是。有些人只管活在今天，不管明天。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。
母亲又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肉。我说："妈，你也吃。"
她笑了笑："我不馋肉。你去写作业吧。"
她不馋。她只是把肉往我碗里放，一块接一块，像在放一艘一艘小船，从锅里渡到我碗里，一去不回。
我埋头把饭吃完了。碗底干净得能照见人影。母亲看见，又往我碗里盛了半碗粥。
"吃完了再添。"她说。
我摇头："够了。"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添，把碗收了。
回到屋里，我翻开作文本。王老师上次作文给了一段评语，红笔写的，字很秀气："观察细致，语言朴实有力。但要注意段落之间的过渡。"
段落之间。过渡。什么是过渡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中间那一段路。从咸到酸，从穷到更穷，从今天到明天——中间那一段看不见的路。
我不知道陈默会走一条什么路。他不知道我走在什么路上。赵启明的路最清楚——去看得见的地方，做看得见的事。而我呢？
我没想通。把作文本翻到空白页，写了一个日期。10月17日。然后在第一行写下两个字：
咸菜。
写完这两个字，我停了很久。笔尖的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圈，像一只慢慢睁开的眼睛。
然后我继续写。写酸笋，写白米饭，写赵启明的红烧肉，写陈默他爸蹲在田埂上自卷的烟，写他母亲骑了四十分钟自行车送来的玻璃瓶，写两头不知道自己年底要被卖掉的猪。
写着写着，我发现我写的不是作文，是一个一个的人。他们蹲在纸上，和蹲在墙根下吃饭一样安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