镇上赶集每月两次。初八和二十三。
这两天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镇上买卖东西。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百货的，挤满整条街。从学校走到集市只要十几分钟，但那十几分钟像一道坎——跨过去是另一个世界，热气腾腾、吵吵嚷嚷、什么都有的世界。
赵启明说去赶集。
"走吧，在学校待着闷死了。"
我和陈默同意。这天下午没课，不赶集也是蹲在教室里发呆。
从学校出去，穿过一条土路就是镇上的主街。主街两边已经摆满了摊子。卖菜的把白菜萝卜铺在麻袋上，卖肉的把猪肉挂在铁钩子上，血还在往下滴。卖衣服的把花衬衫挂在绳子上，风一吹花花绿绿地飘。还有卖小吃的——炸油条、烤红薯、煮玉米、米粉汤——香气的味道搅在一起，钻进鼻子就拔不出来。
人挤人。大人的腿、小孩的头、自行车的铃、三轮车的喇叭，混成一片。地上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。踩一脚下去，鞋底黏糊糊的。有人挑着扁担在人群里钻，扁担两头挂着筐，喊"让让让让"，声音比喇叭还大。
有个小孩蹲在地上哭，不知道是被谁挤丢了，还是想要什么东西没买到。他妈从人堆里冲出来，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："哭什么哭！"小孩哭得更响了。
陈默走在最前面。他个子比我们高半个头，人群到他面前自动让开一条道。赵启明跟在中间，东看西看，什么都觉得新鲜。我在最后面，踩着他们踩过的路。
"看那个。"赵启明指着一个卖金鱼的摊子。
铁皮盆里游着十几条金鱼，红的白的黑的，尾巴像薄纱。摊主是个中年男人，蹲在地上抽旱烟。
"多少钱一条？"赵启明问。
"五毛。"
赵启明摸了摸口袋，没说话。五毛钱够在学校门口买两根油条了。
我们继续走。赵启明买了两根油条，给我们一人一根。一根五毛，刚出锅的，外酥里软，咬一口能闻到油香。陈默咬了一大口，烫得连连吸气。
"烫。"
"你慢点吃。"赵启明说。
我默默吃。油条很香。在家里吃不到这种东西。家里炒菜用的油都是省着放的，更别说炸东西。油条在我嘴里嚼了很久，舍不得咽。
走到卖书的摊子时，赵启明停住了。
摊子铺在地上，一块帆布，上面摆满了旧书。武侠小说、杂志、教科书，什么都有。书页发黄，有的封面掉了，用透明胶贴着。老板戴一副老花镜，坐在帆布后面看人。书论斤卖，一斤两块钱，能挑好几本。
赵启明蹲下来翻。他的手指碰到书脊，像在摸一件宝贝。他挑了本《七剑下天山》，又翻了翻梁羽生的《萍踪侠影录》，最后只买了《七剑下天山》。五块钱。
"你不是已经有第四册了吗？"我问。
"凑齐一整套。"他说，把书塞进书包。他书包里已经有《天龙八部》第一、二、四册，缺第三册。每次赶集他都要找旧书摊，像在拼一张不知道全貌的拼图。金庸是他的世界——在那个世界里，有人武功盖世，有人仗剑天涯，有人一袭白衣从雪山上飞下来。赵启明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很亮。那种亮，在镇上的街道上不容易见到。
我蹲在摊子旁边，翻了翻课本。一本初三数学，一本初二英语。书角卷着，有人用红笔在上面画过重点，还有人在空白处写了字——不是笔记，是算零花钱的草稿：3+2+5=10，10-6=4。
我蹲在摊子旁边，翻了翻课本。一本初三数学，一本初二英语。书角卷着，有人用红笔在上面画过重点。
"要不要？"老板看我。
我摇了摇头。不是不想买，是没钱。每周二十块生活费，吃完饭只剩三四块。够买一根油条和两支铅笔，买不起书。
陈默在看一个卖鞋的摊子。解放鞋，十块一双，厚底耐磨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脚上那双布鞋底已经磨穿了，大脚趾从洞里探出来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，又看了看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"不买？"赵启明问。
"不买。"陈默说。
十块钱是他一周的饭钱。他上周才跟我说过，上周他只花了八块，省了两块。省下来的两块大概是想攒着买鞋。但攒五周才够。五周是三十五天。三十五天穿着磨穿底的布鞋走路，每步都能感到地上的石子硌脚。
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那双解放鞋。鞋底很厚，橡胶的，踩上去应该比布鞋舒服。拿起来看，鞋里还有标签：39码。刚好是陈默的码数。
十块钱。我在心里算了算：如果每周省两块钱，五周能攒十块。但五周之后，这双鞋可能还在那儿，也可能已经被人买走了。
也可能五周之后，我已经不需要买鞋了。因为穿什么鞋去电子厂都一样。这是陈默说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难过，像在说天气。
我想到这里，心里忽然有点堵。不是难过，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吃了一块红薯，噎在胸口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
集市尽头是卖牲口的区域。猪、鸡、鸭，关在笼子里，叫的叫、闹的闹。气味很重，鸡粪和猪粪混在一起，直冲鼻子。陈默从这个区域走得很快，他不看两头，闷着头直走。大概是不想看到猪——他家那两头猪年底就到这里来了。
过了一个卖鸭的摊子，前面就是卖肉的。肉挂在铁钩子上，五花肉、前腿肉、后腿肉，分类挂着。卖肉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刀，正在给一个大婶切肉，刀落在砧板上，咚咚响。
赵启明想买肉，被我们拦住了。
"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"我说。
我知道他想买。他想给他爸买一块肉带回去。但赵启明的零花钱也不多，买了肉就不够买书了。他站在肉摊前犹豫了三秒，转身跟上了我们。
继续逛，看到卖衣服的摊位。衣服挂在绳子上，花花绿绿。都是便宜地摊货，线头露在外面，拉链不太顺滑，但胜在便宜——十五块一件衬衫，二十块一条裤子。农村人能穿就行，不太在意样式。
我看着那些衣服，忽然想到一个数字：一件衬衫十五块。十五块，等于陈默他爸一天工钱。二十块裤子，等于我一星期的生活费。
我们三个人从集市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回这头。赵启明手里拿着《七剑下天山》，我口袋里装着半截没吃完的油条，陈默什么也没买。来的时候空着手，回去的时候还是空着手。
回去的路上，谁也没说话。
路过稻田的时候，风吹过来，带着稻草烧过的余味。田里的稻茬一行一行地站着，像列队的士兵，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来的命令。
赵启明忽然开口："你们以后想去哪儿？"
陈默没说话。
"我想去上海。"赵启明又说，"到了上海，就不用担心稻子卖不上价了。"
"上海不种稻子。"我说。
"对啊，"他笑了，"所以不用担心。"
他的笑声在空荡荡的路上传出去很远。没有人回应。只有风把他的笑声吹散了。
他的笑声在空荡荡的路上传出去很远。没有人回应。只有风把他的笑声吹散了，吹到田里去了，吹到稻茬上去了，吹到远处那棵光秃秃的苦楝树上去了。
陈默走在前面，书包在背上一晃一晃的，帆布带子已经断了又缝。他没有笑。他什么表情都没有。脚步很快，像是在赶路——赶一条他自己也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。
我走在最后面，想到那双解放鞋。十块钱。五周。但我不想等五周了。我想现在就穿上新鞋，走出这条路，走到看不见稻茬的地方去。
回到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母亲在厨房里忙碌，灶台上冒着热气。我放下书包，帮她往灶里添柴。火光照着她的脸，额头上有汗珠。
"赶集去了？买了什么？"
"什么也没买。"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她往锅里下了挂面——今天没做饭，煮面条。面里打了两个蛋，一人一个。
吃面的时候，父亲不在。他去帮人修屋顶了，要晚些回来。
母亲坐在我对面，筷子在碗里捞面，捞了半天，面都吃完了，蛋还留在碗底。她的筷子在碗边磕了磕，像是在确认那个蛋还在——还在就好，说明蛋没有被我抢走，说明她还可以大方地推给我。
"蛋你吃。"她说。
"你吃。"
"我不馋蛋。"
她把蛋拨到我碗里。我低头吃。蛋黄在嘴里化开，有一点点咸——大概是酱油的味道。我嚼了很久，比嚼油条还慢。
吃完面，我回到自己屋里。
柴油灯点起来，火苗很小，只有一粒花生米那么大。灯光照在课本上，照出一小圈黄色。圈外是黑色的。
我翻开数学课本。今天做二次函数的练习。先抄公式，再算一道例题。第三步又卡住了。把答案翻过来对照，符号搞反了。减变加，加变减。
我把错误改了，又做了一道。这回是对的。
然后又做了一道。又错了。
然后又对了。然后又错了。对错对错对错，像走路走得歪歪扭扭的，两步正一步歪。
我把笔放下，看了一下时间。柴油灯旁没有钟，但看窗外的月亮位置，大概九点半了。父亲还没回来。
我起身去厨房倒水，路过堂屋的时候，看到桌上放着一把菜刀和一捆葱。母亲大概明天要腌酸菜了。她每年这个时候腌一坛子酸菜，够吃到第二年开春。
咸菜。酸菜。酸笋。都是穷人的东西。都是让白米饭能咽下去的东西。陈默家的咸菜，我家的酸笋，赵启明的榨菜——在我们三个蹲在墙根下吃饭的时候，这三样东西并排摆在三个饭盒旁边，像三面旗子，插在各自的阵地上。
我回到屋里，翻开作文本。看了上次写的"咸菜"两个字。
然后我在下面写了一行字：
"集市上的东西很好看，但我什么也买不起。"
写完把作文本合上，关了灯。
窗外月光很亮，照着院子里的黄皮树。树影印在地上，风吹就动，像在呼吸。
我躺下去。闭上眼睛。脑子里不是数字了。是那条集市上的街——人挤人、油条的香、肉铺的刀、解放鞋的价格标签、金鱼盆里的尾巴。
还有陈默闷头直走的背影。
他连看都没看那双鞋。
不，他看了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然后转身走了。
那一眼比买不起还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