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份，镇上的供销社门口多了一棵塑料圣诞树。
树很小，不到一人高，上面缠着银色的彩带和红色的小灯泡——灯泡没有亮，因为镇上的电不够用，白天只摆在那里当装饰。顶上粘了一颗歪歪扭扭的五角星——不知道是谁放的，可能是供销社的售货员，用金纸剪了一个，用胶水粘上去，胶水溢出来干了以后变成白点。路过的人都多看两眼，有人摸了摸彩带，有人说这是什么玩意儿。但没有人知道圣诞是什么意思。有人说这是外国人的过年，有人说这是给信教的人弄的，有人说这树是塑料的，比真的好看。
赵启明说："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。"
"耶稣是谁？"陈默问。
"外国人的神仙。"
"那为什么他的生日要放塑料树？"
赵启明想了想，说："可能外国人过生日都放树吧。"
陈默不再问了。他蹲在墙根下，把最后一口饭吃完，用筷子把饭盒边上的米粒刮干净，一粒都不剩。
赵启明从书包里摸出一包什么东西，在我们面前晃了晃。是巧克力，小块的，金箔纸包着。他爸从县城带回来的。
"圣诞礼物。"他说，一人分了两块。
巧克力送到嘴里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甜的。不是红糖的甜，不是酸笋里大米的甜，是一种滑进喉咙里的、浓郁的甜。入口即化——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这个词，但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现在知道了。
陈默把巧克力含在嘴里，不嚼。含了很久，像在让那个味道尽量多地留在舌头上。巧克力在舌面上化开的速度很慢，一层一层地，像溶洞里的石头被水滴一点一点吃掉。
"好吃？"赵启明问。
陈默点点头。没说话，因为嘴里的巧克力还没化完。他抿着嘴，腮帮子微微鼓起来，像一只藏了食的松鼠。
赵启明自己那两块已经吃完了，纸捏成一团塞进裤兜里。他舔了舔嘴角的巧克力渍，说："我以后要去上海，每年都过圣诞节。上海肯定有真圣诞树，两三层楼高的那种。"
"两三层楼高的树怎么搬进屋里？"陈默问。
"谁说搬进屋里？在大街上摆。外国人的圣诞节都在大街上过的。"
我没说话。巧克力在嘴里一点一点变小，我舍不得嚼，让它自己化。味觉从舌根往喉咙里走，一直甜到胸口。这种甜不是吃糖的那种甜——糖是硬的，要嚼，嚼完了就没了。巧克力是不用嚼的，它自己会化，化完之后就没了，只留下一个念想。
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。班主任李老师走进来，带了一个新消息。
"学校组织元旦联欢会，"她站在讲台上说，"每个班出两个节目。有才艺的同学报给我。"
教室里嗡了一声。有人开始讨论，有人起哄。后排的男生喊："什么才艺？翻跟头行不行？"前排的女生交头接耳，有人说"我唱首歌"，有人说"我什么都不行"。
李老师没理后面的起哄："歌、舞、诗朗诵、相声都可以。要有内容，不能纯属搞笑。"
赵启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："你作文写得好，诗朗诵吧。"
我摇头。诗朗诵要站在台上念诗，我不想站上台。
"那你就写。"赵启明说，"你写，我念。"
我不太想写。但赵启明已经开始构思了。他翻出一本摘抄本，在上面写写画画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他在本子上写了"千禧"两个字，又打了箭头连到"希望"，又连到"路"，又连到"远方"。好像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几个词之间的连线。
赵启明总是这样。他看什么都是清楚的——路在哪里，方向在哪里，终点在哪里。而我看到的是雾。
陈默趴在桌上，没有参与。元旦联欢和他没有关系——他既不会写也不会念，更没有钱买节目要用的东西。
下课后赵启明拉着我到走廊上，压低声音说："之宇，你写一首诗。关于千禧年的。"
"千禧年？"
"对。千禧年。1999年最后一天变成2000年第一天。这个题目好。全校没有第二个班想到。"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很亮，像昨天晚上蜡烛映在他瞳仁里的火苗。他已经在脑子里排练了——他站在台上，灯光打下来，念一首关于千禧年的诗，下面坐着全校师生，都看着他。
"我试试。"我说。
晚上回到宿舍，我翻开作文本，在空白页上写"千禧年"三个字。
然后停了。笔悬在纸上，墨水在笔尖聚了一个小黑点。
千禧年是什么？是日历上从1999翻到2000的那一页。是电视上要放的焰火和倒计时。是遥远城市里真圣诞树上的灯泡。是赵启明说的"两三层楼高的树"。
对我们来说千禧年是什么？是同样的田，同样的路，同样的柴油灯。陈默家的咸菜瓶子还是那个瓶子——新腌的那瓶已经吃了一半了，他妈下次送要等下个月了。赵启明家的书柜还是那个书柜，里面有更多的烟和更多的书。我家的灶台还是那个灶台，过年的时候会多一碟肉——但只是一碟，多出来的一碟。
数字从1999跳到2000，但日子不会跳。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走，像一条路一样直直地往前伸。路两边是甘蔗地和稻田，路尽头是镇上，镇上有赶集的摊子和卖猪肉的砧板。
我拿起笔，又放下。拿起笔，又放下。
最后写了一句：
"千禧年不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"
写了又划掉了。太文了。不像我说的话。
我重新写：
"千禧年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"
这句也不好。太丧了。李老师不喜欢丧的东西。她说作文要读起来让人有希望。
希望。我看着窗口外的夜空。没有星星。云很厚，像盖了一层被子。宿舍里有人在打呼噜，有人在翻身，有人在被子里偷偷用手电筒看书。
我合上作文本。明天再写。
第二天中午，赵启明来问我写好了没有。
"没有。"
"那你快点。元旦前要交。"
"知道了。"
他拿起我的作文本翻了翻，看到"咸菜"两个字和后面没写完的半行字。
"你写咸菜干什么？"
"作文。"
"题目就写咸菜？"
"嗯。"
赵启明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问。他把作文本放回桌上，走了。
那天下午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脑子里翻来覆去想那首诗。千禧年。1999。2000。路。田。数字。希望。
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坐了很久。教室空了，日光灯管嗡地响。黑板上的粉笔灰还没擦，上面写着今天英语课的单词：abandon, ability, about, above。
abandon。放弃。
我盯着那个单词看了很久。abandon。a-b-a-n-d-o-n。六个字母排在一起，像一列火车，从a出发，到n结束。我们班四个人背不出这个单词。abandon是英语课本第一个词，翻到第一页就能看到。但它也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词——很多人背到这里就放弃了整本词汇表。
放弃。我放弃了什么？
我想了想。没有放弃什么。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。但有一种东西不是我在放弃它，而是它在放弃我。它不叫"放弃"，叫"日子"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把我从1999拖到2000，从初三拖到中考，从村子拖到不知道哪里。
又或者日子不是拖我的，日子是路的。路是直的，但人走弯了。有人走直了——像赵启明，他看清了路。有人走弯了——像陈默，路在前面但在雾里。有人不清楚自己走的是直还是弯——像我。
我翻开作文本，写了一首诗。
不，不是诗。是一段话，像诗一样排着，但不是诗：
"千禧年要来了。
我们没有圣诞树，
没有焰火，没有倒计时。
我们只有柴油灯，
只有咸菜和酸笋，
只有写不完的公式和背不完的单词。
但千禧年还是会来，
像太阳还是会出来一样。
它来，
不管我们准没准备好。"
写完之后我看了三遍。不太好。但也不太差。至少每个字都是真的。不是抄来的，不是编出来的。就像王老师说的——真实就够了。
但够不够上联欢会的台？我不知道。赵启明念得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。
先这样吧。
陈默在旁边翻了个身，被子窸窣响了一下。他大概也没睡着。柴油灯的火苗很小，照不到他的床——只照得到我手上这本作文本，还有"千禧年"三个字。
我把作文本放在枕头底下，侧身面对墙壁。墙上有一道裂缝，白天能透进光，夜里是一条黑线。我盯着那条黑线看了一会儿，黑线上下两端消失在黑暗里，像路的尽头，看不见终点。
我把作文本合起来，放在桌上。
赵启明站在教室门口，背着书包等我。
"写好了？"
"写好了。"
"走吧。"
我们并排走出教学楼。阳光照在煤渣跑道上，照成一片金色的灰。操场边上有几棵苦楝树，光秃秃的，只剩枝杈。有一只鸟停在枝头，黑豆大的眼睛看着我们，然后飞走了。远处的山在雾里，看不清轮廓。
赵启明说："你这首诗，我拿着去念，肯定没问题。"
"你别念太差。"
"放心。"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手指在我肩上敲了两下，"千禧年嘛。好日子。好日子就该有好诗。"
好日子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好日子。但日子毕竟要来。
那天晚上我做梦了。梦见千禧年的晚上，全世界都在放焰火，我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，抬头看天。天上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焰火，没有星星，只有灰蒙蒙的云。远处的广播喇叭在响，放的不知道是什么歌。
陈默站在我旁边，手里拿着一包咸菜瓶子——哎不对，是一瓶新腌的咸菜，他妈送来的那瓶。
赵启明站在另一边，手里拿着《七剑下天山》。封面已经折了一个角。
我手里什么都没有。
然后千禧年的钟声响了。不是真的钟声，是远处的广播喇叭在放一首歌，旋律很响，但听不清词。
我醒了。窗外还是黑的。
是一如既往的夜，和一如既往将亮的天。柴油灯还没熄——大概是半夜自己灭了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翻身碰到了，它又亮了一点。灯芯只剩一小截，火苗比黄豆还小，在风里抖。
我想起赵启明说的一句话：黑着的时候，只想听。
但我想的不是听。我想的是写。把那些咸菜、酸笋、巧克力、柴油灯、塑料圣诞树、解放鞋、煤渣跑道、abandon，全部写下来。写到纸上，黑字白纸，一个字一个字码整齐，像把米饭装进饭盒一样——一个字都不剩。
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今晚的事是：把这首诗写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