寒假第一天，我睡到了日上三竿。
在学校的时候每天五点半起来上早自习，起床铃一响就得从被窝里弹出来，五分钟穿好衣服洗完脸，然后跑着去教室。放假的第一件事就是补觉。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很好——没有铃声，没有班主任的脸，没有黑板上的倒计时。睁开眼的时候，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，照在被子上，暖烘烘的。
母亲在灶台上煮粥。听到我起来，喊了一声："粥在锅里。"
我洗了脸，盛了一碗粥。粥很稠，放了红薯，甜的。在家里吃粥不用赶时间，不用五分钟扒完就跑，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。
吃完粥，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。冬天的太阳很矮，照在身上暖的，但不热。院子里的黄皮树光秃秃的，只剩枝杈，像一只倒过来的手。鸡在树下刨食，刨一阵抬头看看，又刨一阵。
父亲下地去了。冬天地里没什么活，但他还是要去转一圈——看看水渠有没有堵，田埂有没有塌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像每天吃饭一样固定。
我坐着看了一会儿鸡，然后回屋里拿课本。
寒假作业。数学、英语、物理，三科加起来大概一百多道题。数学最多，英语最少——因为英语作业就是抄课文，抄三遍。我把作业本摊在桌上，先做数学。
做了一道，对了。又做一道，又对了。第三道卡住了——又是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。我盯着那道题看了十分钟，在草稿纸上算了三遍，终于做出来了。
做完五道数学题，我站起来去灶台上倒了碗水喝。水是温的，灶膛里还有余热。
母亲在院子里喂鸡。往地上撒了一把米，鸡呼啦啦冲过来抢，有一只被挤到边上，没抢到，站在一边歪着头看。
"那只小的又没抢到。"母亲说。
我看了一眼。那只小的在边缘等了一会儿，等大鸡走开了，才走过去啄地上的碎米。它吃得很快，像怕被抢走似的。
寒假第三天，赵启明来了。
他骑着自行车，从镇上沿土路骑到我村口，然后推着车走上坡来。车是借他爸的，永久牌，28寸，后座上绑着一个书包，书包里装着数学课本和笔记。
"开始了。"他站在院门口说，像在宣布一件大事。
我们把桌子搬到院子里。冬天的院子里没什么风，阳光照着，很适合看书。母亲端了两碗红薯粥出来，赵启明推了两下，接了。
他教数学的方式很直接：不讲原理，只讲方法。
"二次函数的顶点坐标公式你记不住对不对？"
"记不住。"
"那就别记了。"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，"你把这三个步骤背下来。第一步：算对称轴x等于负b除以2a。第二步：把x代回去求y。第三步：顶点就是(x, y)。不是让你理解为什么，是让你像背abandon一样背下来。"
我看了他写的步骤。三个步骤，每个步骤一道算式。比课本上的推导简单多了。
"试试。"他说。
我照着他的步骤做了一道题。第一步：算对称轴。第二步：代入。第三步：得顶点。做对了。
再做一道。又对了。
"看到了？"他说，"不是你不会做，是你没找到方法。"
他的方法很简单，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不需要理解锁的原理，只需要知道往左拧一下、往右拧一下就开了。
做了十道题，我错了三道。但比起之前的对错各半，已经好了很多。错的那些也不是不会做，是算错了——加减乘除的符号又搞反了。
"你这个毛病得改。"赵启明指着我的草稿纸说，"加号写减号，减号写加号。这种错最冤，题目会做但符号错了，等于白做。"
"我知道。"我说。
"知道没用，得改。"他把草稿纸翻过来，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："做题时，每个符号念出来。"
他又补了一句："不是小声念，是在脑子里念。每写一个符号就确认一遍——加就是加，减就是减。多花一秒钟，少丢五分。五分是什么？是一道大题的分数。"
我试了一下。做一道题，每写一个符号就念一遍"加""减""等于"。速度慢了，但没有犯符号错误。
那天下午我们做了三小时数学。赵启明走了之后，我的脑子里全是数字和公式，像装了一锅稠粥，搅不动了。
赵启明每隔两天来一次。每次来带三碗红薯粥的消耗量和十道题的进度。
我的数学成绩从五十三涨到了六十一。不高，但至少及格了。赵启明说："及格是第一步，后面还得往上走。"
他的英语我帮不上太多——因为他的英语本身也不差，只是不够好。他缺的不是单词量，是听力和阅读理解的技巧。这些我也帮不了多少，但我把王老师上课讲的那些"阅读理解先看题目再看文章"的技巧记在笔记本上，每次来就给他看。
我们背单词的方式不一样：他把单词写在小卡片上，正面英文反面中文，走路的时候翻，吃饭的时候翻，上厕所的时候也翻。我把单词写在手背上，用水笔，蓝色的墨水渗进皮肤纹路里。我的手背上永远有蓝色字迹，abandon，ability，about，above……一排一排的，像一张撕不下来的试卷。到了傍晚，墨水会慢慢褪掉，和皮肤混在一起。到了第二天，abandon又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字母组合。
但写着写着，有些词真的记住了。abandon是第一个记住的——可能是写了太多遍的缘故。
陈默没有来。
寒假他回了那堪村。他叔从东莞寄了信来，说过年后来接他。电子厂的工作已经联系好了，流水线操作工，一个月三百到四百块。包吃包住，但没有休。
陈默来找我一次。是寒假的中间，他走路过来的，提着一个袋子，里面是几条腌鱼——他妈做的，让我带回家给我妈。
"放锅里煎一煎就能吃。"他说。
"你妈做的？"
"嗯。今年鱼的比去年的好。去年太咸了。"
我把鱼收了，又把赵启明送我的半包巧克力拿出来给他。巧克力在他家吃不到——那是赵启明从县城带回来的，镇上的供销社不卖。
陈默接过去，没说谢，也没说不谢。他把巧克力揣进兜里，跟我坐在门槛上看了一会儿院子。
"你数学怎么样了？"他问。
"及格了。赵启明在帮我补。"
他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"你呢？东莞的事定了？"
"定了。三月走。"
三月。寒假结束的时候。别人背着书包回学校，他背着包袱去东莞。这条路的分岔口就在前面，再走几步就走到了。
我们坐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要走。
"过完年走之前再来一趟。"我说。
他没回答，但走了两步又回了一下头。
"林之宇。"
"嗯？"
"你一中考得上。"他说。然后转身走了。
他走路的姿势和在学校里不一样。在学校他低着头，书包在背上一晃一晃，像在赶着去一个不想去的地方。现在他抬起头，步子迈得更开，像是在适应一个新的方向——一个离开这里、去往别处的方向。那个方向没有课本，没有考试，没有倒计时。只有流水线上的灯管，和一天十二小时站着的工作。
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。他的影子和路边的甘蔗茬重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植物。
寒假过到一半的时候，年就来了。
年三十那天，父亲杀了一只鸡。不是养来下蛋的母鸡，是专门养来过年的公鸡。鸡血接在碗里，母亲拿去做血豆腐。鸡毛拔干净，鸡放在锅里煮，满屋子都是鸡的香味。
赵启明一家来串门。他爸赵志远穿着一件灰棉袄，手里提着一瓶酒和一条烟。他爸和我爸坐在堂屋里喝酒，一杯接一杯，喝到脸红了又说又笑。我妈和他妈在灶房里忙活，炒鸡、煮鱼、炖排骨。
赵启明和我坐在院子里吃花生。花生是从他家的年货里拿的，一大袋，我们一人一把，边吃边嗑。
"数学补到几分了？"他问。
"六十一了。"
"再涨二十分就够一中的线了。八十一个如果语文考九十分。"
"我没那么乐观。"
"你需要的不是乐观，是方法。"他嚼着花生，把花生壳吐在脚边，"方法对了，分就来了。方法不对，做一万道题还是五十三分。"
我点了点头。他说得对。方法—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abandon，放弃。但我不想放弃。
晚上吃年夜饭。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。小孩桌上只有三个人：我、赵启明、还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孩，他只管埋头吃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赵启明夹了一块鸡腿给我。"你的。"
"你自己吃。"
"我吃不了那么多。"他是真的吃不了——他面前的碗里已经堆了半碗鸡肉。
我接了鸡腿。肉很嫩，有姜和葱的味道。吃到嘴里不是咸菜的咸、不是巧克力的甜、不是柴油灯的苦。是鸡肉的味道。过年才有的味道。
吃完饭，赵启明拉我出去放鞭炮。他从家里带了一串小鞭炮，红色的，大概有一百响。我们站在院子外面，点了引线就跑。鞭炮噼噼啪啪地响，火光在冬天的夜里一闪一闪。
远处也有鞭炮声，一家一家的，此起彼伏。整个村子都在响。整个镇子都在响。整个县，大概整个中国，都在这一刻响起来。
陈默家那边的方向也有鞭炮声。我听不到——他住的村子隔着两座山——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放。他家今年能放多少？大概不多。可能只有一串小的，一串真的。但一定有。
年过了，寒假还剩一半。
我继续做题。每天十道数学题，二十个英语单词，一篇语文阅读理解。赵启明每隔两天来一次，检查我做对了没有，错了就重新讲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。太阳从院子东边移到西边，鸡从树下走到门口又走回去，作业本上的空白页越来越少，写满字的页越来越多。
有一天下午，我做完题之后趴在桌上，看着窗外的天。天空很蓝，没有云。腊月的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，凉但不冷。
远处有人在放烟花。不是现在放的——是过年的烟花还没放完，有人在白天试。烟花在白天的天空中看不清，只有一声很远的闷响。
我把作文本翻到最后一页，写了一行字：
"1999年末。数学61。英语43。总分287。目标460。差173。"
然后合上本子。
窗外的烟花又响了一声。很远的闷响，像在另一个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