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毕业照那天是六月十号。
学校请了一个县城照相馆的师傅来拍。师傅扛着三脚架和照相机从校门口走进来的时候，全校都轰动了——镇上只有供销社可以照相，但那种是拍证件照的，拍不了这么多人。
我们在操场上排好队。女生在前面，男生在后面。班主任站在最右边，校长站在正中间。照相师傅喊了一声："都看着我这边——一、二、三——"快门响了。
那张照片我后来看过。五十多张脸挤在一张相纸上，背景是我们初三那栋教学楼——土砖墙、水泥地、铁条窗户。每个人的脸都不太清楚，因为光线不好，晒印出来有点暗。但能看出来谁在笑、谁在看别处、谁在发呆。
我站在第三排左起第五个。赵启明站在我左边，嘴角微微翘起，似笑不笑。他的脸比刚入学的时候瘦了，下巴尖了，眼窝深了一些。头发刚剪过，短得能看到头皮——大概是他妈非得让他剪的，说中考要"精神点"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，领口有点大，锁骨凸出来。
王强站在我右边——他是新来的，但已经成了班上最能闹的人之一，拍照的时候手搭在我肩膀上，眼睛看镜头，笑得露出两排牙齿。他比我们都壮，像一头还没完全长开的牛犊。
赵启明旁边原来是我的位置。我的旁边原来是陈默的位置。现在陈默的位置上站的是王小磊——他个子矮，垫了脚才够到第二排的高度。赵启明最近瘦了——可能是因为补课太累，也可能是因为志愿被改了心情不好，也可能只是长身体抽条。
我自己的表情很淡，不像笑也不像哭，就是一张脸。下巴微微往上抬——大概是想显得高一点。旁边的王小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眼睛看镜头，笑得露出两排牙齿。
陈默不在那张照片里。
他应该在的。他就应该站在我右边——我们三个从左到右是赵启明、我、陈默。但右边站的是王强，他比陈默壮一圈，肩膀宽出一截。他站的是陈默的位置，但不是陈默本人。
拍完之后，照相师傅问要不要加印。校长说要，印一张大的挂在学校门厅，再印五十张小的给学生，每人一张，一块五毛。
赵启明帮我垫了钱。"一块五，你有钱的时候还。"
我的口袋里剩两毛——刚好够买一根油条。油条可以不吃，但照片不能没有。
拿到照片的那天下午，我坐在教室里看了很久。认每一张脸，念出每个人的名字，有的能念出来，有的念不出来——因为三年同班，有些人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那个坐第一排的瘦女生，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姓周。那个经常迟到被罚站的男生，外号叫"猴子"，真名一直记不住。他们在照片上都比我矮，都比我笑得更好。
我把照片翻过来，用铅笔在背面写了一些字：
"1999-2000，初三(4)班。赵启明、王强、林之宇。陈默不在。"
写完以后，在"陈默不在"四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线。我把照片夹进作文本里——本子现在已经很厚了，夹了七八张纸片，每张上面都有字。
拍毕业照的前一天，赵启明和我到竹林里坐了一会儿。
这次他没有带烟——他爸最近查得很严，连柜子里的烟换了位置他都知道。赵启明说他爸大概在怀疑他——但没说穿。赵志远不说穿儿子的秘密，就像他改儿子的志愿也不说穿一样。他用沉默表达一切，用沉默解决一切。
我们蹲在墙根下，手里什么都没有。阳光从竹叶缝里漏下来，斑斑点点的。
"补课的事，"我说，"谢了。"
"谢什么。"
"笔记。"我把笔记本拿出来递给他，"还你。都看完了。"
他接过去翻了翻。翻到我做错题的那几页，看到了我给每一道错题画的红叉。红叉旁边是他用细细的铅笔标注的错因——符号、公式、计算、不理解——每一个错因旁边，都跟着一个更正后的正确答案。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放进书包里。书是《七剑下天山》——他说全套已经凑齐了，七本，中间缺第三册，赶集的时候碰到了一定要补。
"你下次来信的时候，"他说，"我买了全套给你看。"
"我在一中看。"
他看了我一眼。阳光从竹叶上面漏下来，照在他的瞳仁里。瞳仁是棕色的，周围有一圈很细很浅的灰边。
"说定了。"他说。
"说定了。"
中考前三天，陈默来信了。信比以前更短，只有三行：
"林之宇：
中考加油。考上了写信告诉我。
陈默"
信的背景是人。陈默在工厂宿舍里写的，车间的声音大概还没停——信纸上有轻微的一层灰色的指印，是指尖按上去的。大概是他下了班回宿舍写的，写完之后手没洗。
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。三行字，一行加油，一行考上告诉我，一行他的名字。三行，和三个人——我们三个从左到右站在操场上的合照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但他还在写信。他的字还在，工工整整的，像做作业，一笔一画。
中考前一天晚上，母亲煮了一碗鸡蛋面给我吃。
两个鸡蛋，比平时多了一个。蛋黄她没有吃——她把自己的一个蛋也放进了我碗里。
"明天好好考。"她说。
"嗯。"
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他从来不说什么加油的话，但他的旱烟今天晚上抽得比平时快——三口就抽完了一卷，又卷了一卷。烟锅里的火光在夜里一明一暗，像在给什么东西打信号。
吃完饭，我回到自己屋里。柴油灯点起来，火苗不大不小。我把数学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——赵启明最近的笔记。他这学期除了给我讲题，还给自己整理了高中预备知识——一元二次不等式、函数与方程的思想、集合论的入门。他的笔记本已经用完了半本，剩下半本是他预填的高中公式。
我想看看他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什么。翻到最后一页，有一行很细的铅笔字——不像是给我看的，像是他自己写的备忘：
"方向对了，分就来了。考试不是要考满分，是要考比你昨天那个自己多一点。多一点就够了。林之宇，每天涨0.5分。你一定考得上。"
他是晚上补课趁我上茅房的时候写的。字迹很浅，好像怕被我看到——但又想被看到。大概又想帮我又不想让我觉得他在帮我。他就是这种人——帮了人还装作没帮。
我把这句话看了一遍。又看了一遍。然后把笔记本合上。
窗外的蛙鸣比上个月密了。夏天的青蛙叫得一整晚不停，把它们连成一片就是背景音，像一层铺在夜晚底下的底子，底子上是别的各种声音——远处摩托车的突突声，隔壁父亲偶尔的一两声咳嗽，母亲在灶房里收拾碗筷的声响。
我熄了灯。躺在床上。黑暗中那些数字还在跳——0.5，1.16，1.8，六十三——但它们跳得比以前慢，跳得比以前轻了。不再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，更像一片水面上的落叶，浮着。
明天就是中考了。
不管考没考上，初中结束了。陈默去了东莞，赵启明要去地区实验——或者一中——我可能去一中，可能去二中，可能哪儿也去不了。不管怎样，明天之后，我们蹲在墙根下抽烟的日子结束了。千禧年雾里的日子结束了。
我在黑暗中翻了个身。外面青蛙还在叫。远山那边的方向——那堪村的方向——也有青蛙。东莞的方向大概没有。东莞没有青蛙。
我闭上眼睛。
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，照在被子上，暖烘烘的。院里的公鸡打鸣了——那只芦花公鸡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叫，雷打不动。我睁开眼看了一下天花板，那道裂缝还在——从墙延伸到床头上方，像一幅地图上的河。
母亲在灶房里弄饭——今天的饭是她特意做的，一碗挂面打了一个蛋，还放了一小勺辣椒——辣椒是她自己腌的，很辣，但她说吃辣的能提神。父亲已经出去了——天刚亮就去田里转了一圈，把昨晚放的水堵上田口，免得误了稻田返青。他回来的声音是院门吱呀一声，然后是锄头靠在墙根的声响，然后是打火机啪嗒一下——他又在卷旱烟。
我穿好衣服，洗脸。今天洗脸比平时仔细——母亲在旁边看着，往我脸上撩了一把水。"洗得干净点，精神点儿。"她说。
坐在门槛上把面吃完了。面是挂面，蛋是家里的下蛋鸡下的，辣椒是母亲腌的，碗底的酱油是镇上供销社买的——四样东西，四样都是认识的人弄的，吃着很踏实。蛋很完整，蛋黄破开流进面条汤里，搅一搅就是金黄色的。
父亲从门槛后面走过去，经过我的时候拍了我肩膀一下。没说什么，只拍了那一下。然后走到院子外面去了，大概是去田里坐着等——坐着比站着等更不紧张。
吃完面，我背起书包，往学校走。
路上遇到赵启明——他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，从我后面追上来，车铃响了两下。他在我旁边减了速，一条腿撑地。
"上来，带你一程。"
我跳上后座。后座绑着一本笔记本——他的数学笔记本——封面磨破了角，但里面全是他的东西了。他送给我的那本是另外一本，新的，专门给我整理的。
车在土路上骑过去，扬起一片淡淡的灰。两边的稻田绿油油的，秧苗已经有三四寸高了，风一吹就弯腰，像在点头。天上没有云，蓝色很深，像被洗过一样。
到了学校。赵启明把车停在车棚里，我们走进考场。教室门还没开，人已经围了一圈，手里拿着准考证和铅笔盒。
赵启明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"走了。"
"嗯。"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——不是笑，也不是不笑，就是那天拍照时那个表情。然后他转身走进第一考场。我走进第三考场。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。准考证放在桌角，号码是用黑色铅字印的，有点模糊——6834015。铅笔削好三支，摆在尺子旁边，笔尖都朝同一个方向。钢笔灌满墨水，蓝黑色的英雄牌。橡皮擦是新的——不是上次那块用了一半的，是昨天母亲在镇上给我买了新的，一块橡皮五毛钱，乳白色的，还没用过。
窗外有一只麻雀停在电线上面，歪着头往这边看了一眼，然后飞走了。操场上没有人，跑道上的煤渣被太阳晒得发干，颜色浅了一层。
开考铃响了。声音从走廊那头的喇叭传出来，先是嗞啦一声电流声，然后当当地响，一连三响。监考老师站起来，把密封袋撕开，开始发卷子。
第一科是语文。
我拿起笔。
开始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