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知书到的那天，我正蹲在村口的竹林里。
不是学校后面的那片竹子——是村口路边的一小丛。这里的竹竿细，竹叶稀，没有墙根可蹲，只能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坐着。我蹲在那里，不是等人，是等消息。李老师说通知书六月下旬到，现在都快七月了还没来。
邮递员是中午到的。他骑着绿色的自行车从镇上的方向过来，后座上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邮袋。邮袋被日晒和雨淋弄得褪了色，反复缝补了几处破洞，针脚歪歪扭扭。车到村口的时候他按了按车铃——不是赵启明那种叮铃叮铃的声响，他这个铃是哑的，卟卟两下像羊在咳嗽。他看见我蹲在竹林边，一脚撑地上，从邮袋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"林之宇？"
我站起来，心跳快了。"是。"
他把信封递给我。牛皮纸大信封，正面印着"县第一中学"五个红字，字是印刷体，笔画棱角分明。背面封口处盖着一个圆形的学校公章，盖得不太正，往下偏了一点。信封的角有点被压皱了——大概是在邮袋里被别的东西挤了。
用指甲小心地揭开信封封口。里面是两张纸。一张是录取通知书——纸上端端正正地印着：
"林之宇同学，你已被我校录取为2000级高一新生。请于8月25日携带相关材料来校报到。"
落款处有校长签名。签名是一条波浪线——大概是签了几百份之后手已经麻了。
另一张是新生入学须知。上面列着各项费用：
学费八百元。住宿费三百元。书本费二百元。体检费三十元。
加上生活费——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四五十——一学期下来总共要两千多块。
两千多。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，无声无息地落下来。
家里一年的收入——稻子卖一千多，鸡蛋一年卖两百多，父亲偶尔帮人修屋顶一天十五——加起来大概三到四千。扣掉吃饭穿衣买化肥交电费，剩不下两千多。
母亲说她在攒钱。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攒了。怎么攒的？每月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镇上去卖——一斤蛋两块五。五斤蛋十二块五。从一月攒到六月，攒了大概三百多。加上去年存的，大概有七八百。七八百。还差一千多。一千多——父亲要说去借。
我把入学须知折好，放回信封。牛皮纸信封被我握久了有点湿——是手上的汗。
走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想那些数字：800、300、200、30。这些数字排在一起，像另一张考卷——不是考数学的，是考验我们家要不要举债的。中考的时候，最多只是紧张。现在拿到通知书之后，除了高兴，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东西——这份东西叫"八千毛线"——不，叫两千多。
母亲在灶房里做午饭。锅里的空心菜在滚水上烫着，冒着白气。她看到我进门，看到我手里的牛皮纸信封，手上的活儿就停了。抹布还攥在手里，另一只手在围裙上下意识地搓了两搓——每次都这样，紧张的时候就搓围裙。她的围裙已经洗得很薄了，腰间那块布快透亮了。
"通知书到了？"
"嗯。"
"一中？"
"一中。"
她把信封接过去。没有立刻打开——先把它拿在手上，用手指摸了摸牛皮纸，摸那个"县第一中学"的字。她的指腹摸得出印字的油墨是凸的——像盲人摸字，能摸到字的形状，但不认识那个字。她认识"一"字，小学扫盲班学过。"一"是所有数字里最简单的——横一笔就行。这张通知书上的所有字里她只认识这一个"一"。
然后把入学须知翻开看了看。她的识字量可以读到"学费八百"和"住宿费三百"。我把上面写的东西逐条跟她讲了一遍——学费、住宿费、书本费、体检费、生活费。她每听一个数字就点一下头。所有的数字加起来，她也能算出来是"两千多"。
"两千多。"
"嗯。"
她把纸折好放回信封。没说什么。转身继续切菜。切的是空心菜，刀在砧板上咄咄咄地响。她的背在灶门前弯着，像一把用了很久的弓。
晚上赵启明来我家。他骑车载着他爸——赵志远。赵志远是专门来的，推着一辆28寸永久自行车从镇上上了土坡，腿蹬得很有力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了的中山装，进了院门就跟我父亲在堂屋里坐下。
赵志远开门见山。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两百块钱，放在桌上。钱是折了两折的旧钞票，十块一张的，刚好二十张。
"之宇考上高中的贺礼。"他说，"不是借，是贺礼。不要还。"
父亲看着他，然后站起来，给赵志远倒了一碗酒。白酒是自家酿的米酒，倒在粗碗里是乳白色的，有一点米香的酸味。赵志远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然后开始说他在县一中教书的同学——姓廖，很好的数学老师，可以帮忙介绍。"只要之宇肯学，一定能跟上。"
赵志远说完第一碗酒的时候，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。"廖老师，县一中数学组。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。"
父亲接过来。他不认识字，只看到那排数字，把纸折好放进口袋。然后给赵志远又倒了一碗酒。两个父亲坐在堂屋里，一碗接一碗地喝。米酒后劲足，喝了三四碗之后脸都红了。赵志远的脸红得特别快——从颧骨往上红，像半盏红蜡烛。
第二天，赵志远那两百块被我夹在作文本的最里面。作文本快满了——从"咸菜"那页开始，夹了越来越多东西：赵启明的"不错"小纸条，第一届集市那天的新闻报纸，陈默从东莞写来的三封信（一封比一封短），毕业照（缺了陈默的毕业照），录取通知书。一本初中的作文本变成了一本快要胀破的书——它已经不是一个写作文的地方，是一个装东西的地方。
去镇上的那天，我顺便去找了李老师。她的宿舍在学校后面，一排平房最里面那间。门开着，她坐在一个木椅子上看报纸，手边放着茶杯。茶杯是那种搪瓷杯，上面印着"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3周年"的红字——搪瓷已经掉了几块，露出下面的生铁。
她看到我进来，摘下老花镜。"之宇啊，考上了？"她的口气不像问句——她已经知道了。
"嗯。467。"
她把茶杯放下来。"你语文这次考了多少？"
"不知道具体分——但总分467。"
"467能上一中吧？"
"超线七分。"
她微微点了点头，像在算这个七分稳不稳。她教了十几年语文，知道什么是稳——超一分也稳，但多超几分心里踏实。"你作文写了什么？"
"竹林。"
她又点了点头。竹林——她知道那片竹林。她可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抽烟，但她知道那片竹林里藏着很多东西。"那片竹林你观察得很细。你写记叙文——从头到尾——都是实物，从来不写空话。"
她站起来，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递给我。是一本旧的《现代散文选》，书脊上贴了学校图书室的书签，编号是手写的。"这本书你拿去看。到县一中以后，语文上不要放松。你别的科目我不了解，但你语文是我教过的历届里头最好的之一。"
我接过来。书有点旧，但保存得很好——没有卷边没有缺页。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有人用铅笔写了几个字：多读好书。
我拿着《现代散文选》走出李老师的宿舍，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已经快傍晚。把书和作文本放在一起——两本书，一本写满了，一本还空着。空的那本代表接下来的三年，写满的那本代表过去的三年。一中。再过不到两个月，我就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里，每周回一次家。赵启明住在地区实验中学，更远，也许一个月才回来一次。陈默在东莞，更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他上次信里连过年都说不准。千禧年的夏天，通知书把我们领向不同的方向。
赵启明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院子里帮我爸晒稻草——给牛备冬天的饲料。他看到我手上晒得发红，说："你拿到通知书了？"
"拿到了。"
"学费够吗？"
"凑齐了。"
"你为什么要到村委开证明？"
"借学费。"
他沉默了一下。"我爸那点——"
"你爸那两百块我收了的。"
他嘴角动了动。"那是贺礼，不是借。你应该收。"
我没说话。赵启明坐在我旁边的木桩上，从兜里摸出一根弯了的烟——他最近又开始偷他爸的烟了。他给我分了一根，我接过来拿在手里没点。
"抽吧，"他说，"考上高中了还不抽一根？"
我点了。烟呛了一下喉咙，烟气辣辣的。他把火机放回裤兜，用力吸了一口他手里那半截弯弯的烟，吐出来的一团烟被太阳蒸发得很快。
"陈默知不知道你考上了？"他忽然问。
"我刚寄了信。一封封一句话——考上了，467，超七分。"
赵启明把烟灰弹掉。"他肯定会很高兴。"
"嗯。"
我想起陈默寄来的最后一封信——三行字，比我的回信还短。但每一行都沉得像秤砣。他也说过如果他考上一中，陈默要请他吃米粉。陈默说"嗯，你考上我就请。"这句话他记得，我也记得。
我把抽了只剩一口的烟尾巴按灭在地上，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。"通知书上说要带三张一寸照片。我得去镇上拍。"
"后天，骑车带你去。"赵启明说。
日落时候他骑着永久车走了，车铃在上坡的时候晃晃抖抖地响了一声。我站在院门口看他走远——走到看不见了还站在那里，一直到傍晚蚊子多了、母亲把我喊进灶房去。
吃完晚饭，父亲坐在柴油灯下面用一个旧计算器加账：姑父的三百，赵志远的两百，母亲攒的七百，村信用社贷的六百——两千一不到两千二。刚好够。他把算好的数字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——"二千一百元"。他的字很大，一笔就占半行，因为他写字没学过——只是会写自己的名字和一些简单数字，用惯了锄头的手指握钢笔握得特别紧。他把纸折好放进五斗柜的抽屉里，抽屉里还有去年缴粮的发票、电费存根和我的中小学毕业证。那些纸片叠在一起，像一本被拆散了的记账本。
暑假开始了。学费够了，通知书也到了。接下来就是等8月25日去县一中报到。
千禧年的暑假，有通知书也有债。有赵启明递来的半根白沙烟，也有陈默回信里那一行措手不及的工整字——什么字，还没寄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