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把新被套从柜子里拿出来——白底青花，是她用缝纫机踩的，洗了三遍，浆退了，软了。被子叠成豆腐块，用麻绳捆两道。然后是床单、枕巾。枕巾是旧的，中间磨薄了一块，她翻了个面，薄的那面朝里。铺在手上的时候能看见布纹里的线头，那块薄的地方光照上去能透过来。
两件T恤——一件白一件灰，领口都用针线加固过。一条长裤，膝盖处打了两个补丁，补丁的布是从旧裤腿上裁的，颜色差不多。三条内裤，每一条的松紧带都换过新的。一双袜子，脚后跟加了绒。每一样都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蛇皮袋最底层。
课本和笔记本放在中间层。赵启明的五本书捆在一起，麻绳系了个活结。赵志远给廖老师的信夹在数学课本第一页。李老师送的《现代散文选》包了一层报纸。那本初中作文本放在最上面——里面夹着陈默的三封信和缺了他的毕业照。
最上面放干菜。两瓶酸笋，瓶口用塑料袋包了两层扎紧。一袋梅干菜，一袋萝卜干，每一样都用塑料袋包了两层。母亲用手按了按，怕漏。又拿了一条干毛巾盖在上面，塞紧。盖的时候糖纸响了一声——她往最底层还塞了一小包白糖，用报纸包的，用麻绳扎了个死结。
蛇皮袋满了。她拉拉链，拉到一半卡住了。用膝盖顶住袋口，使劲拽了两下，拉上了。她又打开翻了一遍——确认酸笋的瓶盖拧紧了，确认课本没被压折了，确认作文本在最上面，确认白糖没被压碎。然后又拉上拉链。
还有一个网兜。装脸盆、牙缸、毛巾。牙缸是搪瓷的，掉了一块漆，露出黑底。毛巾是新的，硬，母亲说洗两次就软了。脸盆是铝的，很轻，手指按上去能按出坑。还有一双塑料拖鞋，蓝的，鞋底防滑纹很深。一个铁饭盒，盒盖和盒身用橡皮筋绑着，打开来里面有一双筷子——竹的，头磨圆了，是家里用了好几年的。
父亲在院子里磨镰刀。刀口在磨石上嘶嘶响，火星子溅出来。磨完把镰刀挂在墙钉上，又把锄头从墙角挪到屋檐下。这些事他以前也做——但今天做得特别慢，每一件都反复确认。磨完镰刀他蹲在磨石旁边，用拇指试了试刀口，不够快，又磨了两下。
早饭是肉片粥。母亲把肉片一片一片拨到我碗里，动作很快。从锅里渡到碗里，一去不回。她嘴里说着"到了学校每顿要吃饱""别省钱""天冷多穿一件"——每说一句就多夹一片肉。等我把粥喝完，碟子里的肉差不多都在我碗里了。她自己碗里只有白粥和两片酸笋。
"妈，你也吃。"
"我不馋肉。"
她把最后一片肉也夹到我碗里。筷子碰到碗沿响了一声。她低头喝粥，喝得很慢，粥凉了还在喝。
父亲也吃得慢。他把粥端起来喝一口，放下，看一下碗里的肉片，又端起来喝一口。他没夹肉片——肉片都被母亲拨到我碗里了。他喝完粥把碗放在桌上，碗底干净得能照见人影。母亲伸手把他的碗拿过来又添了半碗粥，他没说话，端起来继续喝。
吃完早饭，父亲把蛇皮袋扛到肩上。蛇皮袋大概四五十斤——他扛起来的时候哼了一声。我跟在后面，背着书包。书包里装着赵启明的笔记、李老师送的《现代散文选》、赵志远给廖老师的信、还有那本初中作文本。
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母亲站在门槛上，手里攥着围裙。她看到我回头，嘴唇动了动。没出声。然后她转身走进灶房，走得有点急。围裙带子在门口晃了一下，就不见了。
出门的时候雾很大。膝盖高的雾铺在路上，甘蔗田被吞了一半，只露出上面的叶子。父亲走在前面，蛇皮袋压在他肩上一高一低地晃。他的背比半年前更驼了——收稻子的时候他扛了几百个来回的麻袋。我跟在后面，看着他的灰布衫被汗浸透了一半，贴在肩胛骨上，骨头的形状很清楚。
土路很窄，两个人走刚好。路边的草叶上有露水，裤脚走过就湿了一截。雾里有牛粪的味道，混着甘蔗的甜腥。父亲不走快也不走慢，步子均匀，蛇皮袋在他肩上一起一伏。偶尔咳一声，闷闷的，从胸腔里滚出来。
路上遇到隔壁的阿婆，她挑着水桶去浇菜。看到父亲扛着蛇皮袋，她说："之宇去读书了？"父亲说："嗯。"阿婆说："好。读书好。"她点了点头，挑着水桶走了。水桶晃，水从桶沿溅出来滴在土路上，马上就被吸干了。
经过那堪村口的时候，我往陈默家的方向看了一眼。雾太大，看不清房子。只能看到灶房顶上飘出来一缕烟——细长的，在雾里飘不散。那是陈默他妈的烟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。
到镇上车站。车站就是路边一块空地，竖着一根生了锈的铁杆，上面挂着"停车点"三个字的牌子。字是红漆写的，漆掉了大半，只剩"停"字还算完整。已经有几个人在等——都是老妇人，提着竹篮，大概是去县城卖菜的。有人蹲在地上，有人靠在铁杆上，都没说话。
父亲把蛇皮袋放在路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。十块、五块、一块、五毛。他昨晚和母亲在柴油灯下数好的。他的手很粗，指关节凸出来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。钱是温的——沾着他口袋里的体温。
"一百二十块。生活费。"他说。然后另一只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解开，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。他从里面抽出一张十块的。"多十块。万一不够。"
一百三十块。我攥着那叠钱。手在抖。
父亲把钱塞进我的裤兜里，手背蹭过我的裤腿，粗糙的手背上有一道新磨的茧。他没说什么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退后一步站着。
班车来了。一辆破旧的中巴，车身全是泥点子，车门关不严实，发动机轰轰响。父亲帮我把蛇皮袋举上车顶的行李架，用绳子捆了两圈。绳子勒紧的时候他用了很大力，手背上的筋鼓起来。捆完了他拍拍蛇皮袋，好像在拍一头牛的背。
然后退到路边站着。
我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。窗玻璃上有一层灰，用袖子擦了一下，擦出一道透明的缝。车发动了，排气管吐出一股黑烟。我透过那道缝看父亲——他站在路边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一动不动。车往前开，他越来越小，越来越远。路拐弯了，他和那根生锈的停车牌一起消失在雾里。
拐弯之后，眼泪淌下来了。我把陈默的信封盖在眼睛上。信封上有他写的寄件地址——"东莞厚街XX电子厂"——字迹工工整整，一笔一画，像做作业一样。信封被我握得发热了，纸被眼泪浸湿了一块。
旁边座位坐着一个老妇人，看了我一眼，没出声，把头转向窗外。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，袋口露出半截甘蔗，有截断茬，汁水还没干。
车开了两个多小时。路上停了四五个站，每停一站就上人。到第二个站已经满了，有人站着，拉着头顶的吊环。车厢里很闷，汗味混着柴油味。有人打开窗户，风吹进来带着路上的灰。窗外的田野一直往后退，甘蔗田、水渠、矮山、砖房，一块一块地闪过去。
到了县城车站，换乘去一中的小巴。又等了半小时。我一个人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，用父亲的十块钱买了两个馒头，就着水壶里的凉白开吃。馒头皮硬，掰开里面还是软的。吃完才发现手背上全是干的馒头屑。
小巴开到一中的校门口。学校铁门很高，红漆刚刷过，"县第一中学"五个烫金字在校门上方。铁门上的漆还没干透，靠边的地方粘手。新生和家长已经来了很多——校门口停满了三轮车和面包车，大人扛着被褥、提着暖水壶、抱着脸盆。声音混成一片——有人说"宿舍在四楼"，有人喊"哪个班"——嗡嗡的。
我一个人扛着蛇皮袋往里走。蛇皮袋在行李架上颠了一路，一角破了一点，能看到里面课本的边。我把那角夹在胳膊下面搬着——四五十斤还能扛。
教务处报到。交了赵志远的信。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翻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在名单上打了个勾。"高一三班。宿舍在四楼，401。"
楼道很窄，两个人错不开身。楼梯的水磨石地面被踩得发亮，扶手上的绿漆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铁锈。四楼。401的门开着，里面已经有人在说话。
十六人间。上下铺八张铁架子床，一排四张排两排，中间过道刚好能侧身走过。水泥地面，窗户没有窗帘，对着另一栋宿舍楼的墙。铁架子床是焊死的，晃一下整张床都跟着颤。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在铺被子了——抬头说了声"嘿"，然后继续铺。
我的床位是上铺，靠窗。铁架子摸上去一层锈末，我铺被子的时候手染了一手红色的铁锈。被单铺上去，白布上马上印了两个铁锈印子。我用湿毛巾擦了擦，擦不掉。
对面铺已经有人在了——戴眼镜的，看见我进来点了下头，没说话，继续铺被子。他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枕头上放着一只闹钟，秒针咔嗒咔嗒走。另一张上铺还没人来，铁架子上挂着前一个住客留下的衣架，铁丝弯的，生了锈。
忙完这些，我坐在上铺。打开作文本翻到最后一页。
空白。
拿起笔写了日期：2000年8月25日。
然后写了一行："报到。宿舍在四楼。十六个人。铁架子有锈味。"
窗外在喊——谁家长在喊"别忘了穿秋裤"。声音很响，从一楼传到四楼。走廊里有人在跑，拖鞋啪啪响。水房里有人在洗衣裳，水哗哗地流。这些声音叠在一起，闷闷的，比村里的蝉声还密。
我把作文本合上。窗外天还亮着——县城的天比村里亮得久。远处高压线塔上的灯刚亮，一盏一盏，连成一条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