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91天的倒计时撕到最后一张的时候，黑板上的数字变成了"1"。
廖老师撕纸条的动作和撕前面290张不一样。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角慢慢拉下来，像怕撕坏它。纸条落在讲台上，他看了一眼——上面印着校徽和日历格，红纸黑字，291天前贴上去的时候崭新崭新，现在边角卷了，粘在黑板上的浆糊干了又粘，粘了又干，撕下来的时候带了一点粉笔灰。
他看了我们一眼。291天，撕了290张。每一张都是日子——五点半闹钟响的日子，柴油灯下写代码的日子，数学从五十三分爬到及格的日子。现在只剩"1"了。
"明天考第一科——语文。"
然后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。不是"加油"，不是"必胜"。是"稳"。粉笔用的是指尖捏成的那一小截，每一笔很短，没有多余的拖锋。
"高中三年教给你们的知识、方法、技巧——明天都能用。不要去够够不到的分。把会做的做好。遇到不会的做两遍还不会就先跳。时间是最宝贵的。"
前排有个女生在抹眼泪。她的肩膀在动，手捂着脸，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。廖老师没过去。他站了几秒，把目光在那个人身上停了一下，然后推了推眼镜。
"明天你是来收割的。收割不需要眼泪。"
下课铃响。走廊上一片嘈杂。有人抱着课本跑，有人在楼道里对答案的声音像吵架。林军走在我前面，书包背带一长一短，歪着往左。我跟他说书包带斜了，他低头看了一下，紧了紧左边带子。
"明天见。"他说。
"明天见。"
走出教学楼，中午的太阳很亮，照在水泥篮球场上反射出一片白。大周已经在球场上一个人投篮了。球砸在篮筐上弹起来，他跳起来抢到，运了两步，再投——砰，打铁。
我走过去和他对练。球在两个人之间传来传去，鞋底在水泥地上吱吱响。汗流进眼睛里——不是泪，是汗。
投到最后一个球，大周把球夹在腰间，从球筐底下摸出一个球递过来。"林——接好。这是高一开始打球第一只球，今天最后一次用了。"
球面很旧了，皮磨秃了一块，气嘴旁边有裂纹。他拿球的手指在球面上点了一下。"你这家伙有始有终。"
接球。举球。扣腕。
空心。球从网心落下去，没有碰筐。
大周笑了。"你这家伙有始有终。"
把球还他。高考那两天用不着了。
高考当天。六月七号。
早上五点半从上铺探头看窗外，天还没全亮。整栋宿舍没有人睡懒觉——六点开始走廊上全是人，有人刷牙，有人对着墙壁背古文，有人坐在床沿上默写公式。大周今天居然比我早，坐在床边左手拿水壶右手捏着英语单词本，嘴里念念有词——他平时是最起床最慢的那个。我起床后给了他一根母亲放在我行李里的芝麻饼——他接过去整个塞进口袋，连牙印都没咬。
去考场的路不长。从宿舍到教学楼五百米，路过食堂、水房、那棵打了十几年球的水泥球场。水泥地上还留着昨天的投篮印——球的影子打在地上的那种。路上有人在最后翻课本——翻了也记不住，但手停不下来，像打完最后一发子弹之前必须再摸一次枪。
走到考场门口的时候，六月的风从走廊那头吹过来，凉了一下又热了。
进考场之前，廖老师站在门口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衬衫，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。他和每个进考场的人握手——不是击掌，是握手。他的手掌很干燥，指肚有茧——那是几十年来握粉笔握出来的茧。握住我的手的时候，他用的力比和别人都大。
"你够。"
两个字。像敲钉子一样。
语文。卷子发下来的时候，我的手在发抖。拿笔的右手食指微微抖着，笔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条歪线。我握紧笔杆，深呼吸一口，抖停了。考场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纸的沙沙声和空调外机嗡嗡的震动。监考老师穿一双黑布鞋走在过道里，脚步几乎没有声音。
选择题做到第三题的时候手就不抖了。阅读题比平时练习的更难，文章里生词多、句子长，读了三遍才读到尾。但按赵启明教的方法——先看题目再找答案——用铅笔在文章里把每道题对应的句子划出来，做了四道阅读题，有三道是确定的，一道是蒙的。
作文题目是材料题。卷子上印着一行字："有位哲人说：你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。"
我愣了一下。
然后想起1999年蹲在竹林里的自己——数学五十三分的自己，在网吧键盘上死磕冒泡排序的自己，从第四十二名爬到第十八名的自己。廖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"稳"。赵启明在笔记本上写的"方向对了"。陈默的信纸上那个咖啡色的指印。父亲把旱烟在门槛上磕干净说"你好好读"的时候，手背上的筋鼓起来。
提笔。写。写竹林，写咸菜，写五十三分，写网吧键盘上被指腹磨掉漆的空格键，写从四十二名往上爬的每一个名次。笔尖在格子里走，墨水很流畅——是赵启明送的那支深蓝色钢笔。每写一格，像在填一道自己出的题。
接着两天——数学、英语、理综——一门一门过。
数学有几道大题卡住了，但没卡死。赵启明教的三步走还在——算对称轴，代入求顶点，验证。每一步写清楚，纵使得不了满分，过程分也能拿。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问，我写了三步就卡在那里。草稿纸上写了划、划了写，最后算出一个不确定的答案。不管对不对，至少不是空的。
理综最难的是电磁学那道——左右手定则搞混了，在草稿纸上比划了半天才把方向理对。交卷的时候手心全是汗，笔杆滑了一下。
每门考完满头汗地从考场出来，廖老师还是站在门口。他说："别跟他们对答案。考完一科扔掉一科——扔的时候手不要软。"
最后一科交卷之后，我站在走廊上，手里握着的笔帽还没松开。赵启明不在——他在地区的另一个考场。他一定比我考得好。但我不在意比较了——我在意的是终点。终点到了。
走出校门，抬头看天。六月的天蓝得一尘不染。门口的"县第一中学"烫金字在阳光里金灿灿的。柏油路上热气蒸腾，远处的山在热浪里微微发抖。
放榜那天，我和父亲一起去的学校。
公告栏前面围了很多人。有人踮着脚看，有人拿笔抄，有人看了就转身走了——脸上什么表情都有，有人在笑，有人攥紧手里的纸。父亲不踮脚——他个子不高但站得稳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一动不动。他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很久。他的识字量够他慢慢读出那一行红字——林之宇，586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嘴唇跟着动，像在确认每一个字都在那里。
"这数是啥意思？"他问。
"可上一本。"
"啥叫一本？"
"就是——可以读大学。还能挑个好大学。"
他把这句话嚼了一遍，嘴唇动了两下。他把手臂放下来，在裤缝边擦了擦手心的汗。然后点了点头。他点头的时候嘴角在抖——大概是想说什么，但他只会用点头代替所有说不出口的话。
我给赵启明打电话。他家刚装了座机——我第一次拨七位数号码。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，像他一直握着话筒在等。
"你多少？"
"652。"他的声音很平静。"全县第七。"
"很高。"
"你呢？"
"586。"
沉默了两秒。然后他说："你够了。"
这和廖老师说的那两个字一样。不够不要紧——够就行。
给陈默打了一个跨市长途。电话打到他师傅的小灵通上，响了四声接通了。
"喂——"他的声音比以前粗了，带一点沙。
"586。"
"赵启明呢？"
"652。"
"你们两个——"他停了一下。电话里有机器的轰隆声，不是人声，是车间里的冲床在工作。他对另一个方向喊了一声"师傅我去收料了"，然后对我说：
"你很好。你们一直很好。我挂了。"
嘟嘟嘟。断了。
填志愿那天，我和林军翻高校指导书。
书很厚，一千多页，翻起来哗哗响。我和林军坐在教室后排的课桌前，一人翻一半。从头翻到尾，每翻几页就跳过一个城市——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分数线太高。林军指着南宁的一所学校说要不就留广西，我没说话，继续翻。翻到中间偏后的位置，在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城市名下面看到一行字：
哈尔滨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科。
给排水。从小和父亲一起开渠放水的我，对"水往下流"的理解比城市里任何人都深——水不是公式里的抽象液体，水是稻田的根、甘蔗的血液、母亲在灶房洗了一辈子菜的那一盆。
想起廖老师说的——"把编程结合工程"。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管道剖面，里面箭头直下。他说如果你能用计算机优化排水系统，你就不是修管道的工人——你是给城市铺血管的人。
我拿起赵启明送的那支深蓝色钢笔，在志愿表上写下"哈尔滨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"。手没有抖。每一个字写在格子中间，横平竖直。
赵启明填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工程，每个字写得横平竖直到每一个框里——像石板压上去。陈默没有志愿表——他的志愿是一块还没车完的铁坯。
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告栏。阳光正好落在红榜上，名字和数字都照得很清楚。我的名字后面那行字——专业：给排水——在阳光下有点晃眼。
2003年夏天。我十八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