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中旬，离报到还有十天。
赵启明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来了。这一次他没带书、没带烟、没带笔记本。后座空空的，只绑了一瓶水。他在院门口把车支好，走进院子，坐在黄皮树下的石头上。石头被日头晒了一天，坐上去还是热的。树上的黄皮果已经熟透了，黄澄澄地挂在枝头，有几颗掉在地上，被蚂蚁围了一圈。
他弯腰捡起一颗剥开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。
"酸。"他说。把核吐在地上。
"你什么时候走？"
"后天。我爸送我到市里坐火车。二十三个小时。到上海。"
"我去哈尔滨——三十六个小时。"
三十六个小时。从南宁到北京，再从北京转车到哈尔滨。这趟路我从没走过——最远我只到过县城。三十六小时的火车，翻山越岭穿过八个省，把我从亚热带的甘蔗田拉到松花江畔的雪原上。
赵启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盒子。盒子不大，巴掌宽，丝绒面的，边角有点压皱了。
打开。里面是一支钢笔。笔杆深蓝色，笔帽上刻着一行很小的字：方向对了。
这四个字他跟我说了三年——从初三补课开始，刻在钢笔上是第一次。不是口号——是方法。不管到哪里，做什么，方向对了，后面的事自动跟上。
"我也有东西给你。"我站起来进屋，把他的数学笔记本拿出来。
笔记本翻得很旧了，封面磨破了边，里面每一页写满了字。最后一页是他给我写的最后一条笔记："人不是被困在一个地方的——人能改变自己。赵启明。"
我把笔记本递回去。"你的笔记本——还你。"
他没接。"你留着。送你的。给排水要算管网参数，公式都在里面。"
我看了他一眼。他在笑——嘴角翘一下很快恢复的那种。黄皮树的影子落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，风一吹就晃。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。
"以后半年见一次面。你写信，我打电话。寒假回来看你。"
"行。"
他从院子里推车出来。永久车的链条松了，踏起来咯吱咯吱响。走到坡口站住，跨上车，背对着我挥了一下左手。车铃在坡上响了半下——哑了，铃壳裂了一条缝，半截铃舌在风里抖了抖，再没有第二声。
走的那天早晨和两年前去一中报到时一个样。
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做饭。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，一明一暗。锅是铁锅，她往锅里打了三个鸡蛋——平时只打一个，今天打了三个。鸡蛋在油里嗞嗞响，蛋白起泡，边缘煎成焦黄的硬壳。她把鸡蛋铲到碗里，又往锅里倒水煮粉。粉是昨天泡好的切粉，在滚水里烫两分钟就捞出来，盖在鸡蛋上面。
"到了学校每顿要吃饱。"她说。"别省钱。天冷多穿一件。"
她把鸡蛋一个一个往我碗里拨。三个，不是两个。从锅里渡到碗里，一去不回。等我把粉吃完，碟子里的鸡蛋差不多都在我碗里了。她自己碗里只有白粉和半片酸笋。
"妈，你也吃。"
"我不馋。"
她低头吃粉，吃得很快。筷子碰到碗沿响了一声。
父亲在院子里把蛇皮袋扛上肩膀。袋子和两年前那个差不多重——被褥、衣服、课本、两瓶酸笋、一袋萝卜干。赵启明送的数学笔记本夹在课本中间。作文本放在最上面，封面卷了边，里面夹着陈默的信和赵启明的小纸条。他扛起来的时候哼了一声，腰弯了一下。他的背比上次更驼了——这两年担子挑多了，脊骨好像被压下去一截没弹回来。
出门的时候雾很大。膝盖高的雾铺在路上，甘蔗田被吞了一半，只露出上面的叶子在雾上面飘。露水沾在草叶上，裤脚走过就湿了一截。雾里有牛粪的味道，混着远处灶房的柴火气。
父亲走在前面，蛇皮袋压在他肩上一高一低地晃。他的灰布衫被汗浸透了一半，贴在肩胛骨上，骨头的形状很清楚。
走到村口的岔路，我往陈默家的方向看了一眼。雾太大，看不清房子。只能看到远处屋顶上飘出一缕烟——细长的，在雾里散不开。那是陈默他妈的灶烟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猪食，烟囱从不歇。
到镇上车站。车站还是那个路边空地，竖着一根生了锈的铁杆，上面挂"停车点"三个字的牌子。铁杆底下长了一圈野草，被人踩出了几条小路。
父亲把蛇皮袋放在路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。十块、五块、一块、五毛。他昨晚和母亲在柴油灯下数好的——我在里屋听见他们数了三遍。他的手很粗，指关节凸出来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黄泥。钱是温的——沾着他口袋里的体温。
"一百二十块。生活费。"他说。然后另一只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解开，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毛票。他从里面抽出一张十块的。"多十块。万一不够。"
一百三十块。我攥着那叠钱。钱上有他手上的汗味，混着旱烟的苦香。
班车来了。一辆破旧的中巴，车身全是泥点子，车门关不严实，发动机轰轰响。父亲帮我把蛇皮袋举上车顶的行李架，用绳子捆了两圈。绳子勒紧的时候他用了很大力，手背上的筋鼓起来。捆完了他拍拍蛇皮袋，好像在拍一头牛的背。
然后退到路边站着。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，一动不动。车发动了，排气管吐出一股黑烟。我透过车窗的灰尘看他——他站在路边，像一根插在地里的木桩。车往前开，他越来越小。路拐弯了，他和那根生锈的停车牌一起消失在雾里。
拐弯之后眼泪淌下来了。我用袖子擦了一把，没擦干净，又擦了一把。
从南宁到北京的火车，硬座，靠窗的位置。
对座是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，她在和男孩说话，声音很柔——男孩大概是第一次远行，一直趴在窗边看外面的田。我把蛇皮袋塞到座位底下，占了半个脚的空间。硬座车厢里人很多，过道上站着没座位的旅客，有人坐在行李上打盹，有人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抽烟。窗外的景色一直在变。广西的青山慢慢变成湘西的丘陵，稻田在山坡上叠成梯田，水光像碎镜子。然后是河南的平原——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，黄的，收割后的茬口齐齐地竖着。再往北，高粱地变成了玉米地，玉米地变成了灰蒙蒙的荒地。绿越来越少，黄越来越多，然后灰越来越多。
夜里车厢里的灯管亮着。硬座睡不着——腰贴在椅背上太直，膝盖顶着对面人的膝盖。我把赵启明送的钢笔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握着笔杆靠着椅背，看着车窗外面一闪而过的灯火。每一盏灯都是一个家——有人在吃饭，有人在看电视，有人在灯下写作业。火车把这些灯火一个一个甩在后面，像甩掉一件一件旧衣裳。
闭上眼听铁轨规律的铰接声，咔嗒咔嗒，每隔几秒一次。车轮压过道岔的时候颠一下，整个车厢晃两下又稳住。
从北京转车去哈尔滨。又是十几个小时。窗外的天色从灰变白，然后亮了。松花江在清晨六点从车窗上出现——江面很宽，水波粼粼，两岸是堤坝和柳树。水是灰绿色的，不像广西的河那样浑，也不像照片里那样蓝——就是一种灰绿色，安静的，流得很慢。火车跨过松花江大桥的时候车轮声音忽然变响——桥面的枕木比路基硬，震了一下——然后一个中年男人喊："到哈尔滨了。"
我到站了。
哈工大校门比一中大太多。两边的柱子很高，柱顶挂着各国国旗，被风吹得猎猎响。标牌上写：哈尔滨工业大学——建于1920年。迎新广场上很多家长推着行李排队报到，有人喊着院系名字，有人拖着箱子轱辘在水泥地上咕噜噜响。
我背着蛇皮袋拿着报到单，在"给排水科学与工程"那一列排队。阳光从广场上直打下来，热是热的但没有南方的闷。排队的人很多，蛇皮袋在地上拖出一条灰印子。排在我前面的男生戴着眼镜，手里拿着报到表，转头对前面同学说："给排水是干啥？挖下水道？"
他同学回答："不是——自来水管网和污水处理都算基础设施。"
眼镜男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一副不太明白又不好意思再问的样子。
排队的时候风很大。南方的八月是闷热，哈尔滨的八月是凉。风从松花江那边刮过来，带着水汽和一股我说不上来的味道——不是甘蔗的甜腥，不是灶房的柴火，是一种干爽的凉意，像把脸浸在刚打上来的井水里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把深蓝色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来。笔帽拔开，笔尖蘸了一下墨水，在报到表的签名栏写下"林之宇"。手不抖。每一个字写在格子中间，横平竖直。
寝室是六人间，有暖气管。窗外的树不是南方的黄皮树——是一排笔直的白杨，叶子在风里哗哗响，响声和黄皮树不一样。黄皮树的叶子厚，风大了才响；白杨的叶子薄，一点风就响，像很多人在鼓掌。
我把蛇皮袋放在下铺的床上。床板很硬，一条褥子铺上去，按一下还有骨头的硌感。暖气管在墙角，水流在里面咕噜咕噜地响，像水管在自己呼吸。
我把作文本翻到最后一页。
空白。
拿起钢笔写了一行：
"2003年9月1日。哈尔滨。赵启明在上海。陈默在东莞。我们三个，三个方向。"
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响。南方的甘蔗田已经看不见了。千禧年的雾散了——我们各自抬头看天。天不一样，但太阳是同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