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哈尔滨，风从松花江那边刮过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南方的冷和北方的冷不是一种东西。
南方的冷是湿的，贴在皮肤上，像拧不干的毛巾。北方九月初的风是干的，刮在脸上像砂纸，嘴唇第二天就裂了。早上起来洗脸，水龙头拧开两秒才出水——水管在地下过了一夜，水被冻得走不动。我把手伸进水里，冰得缩回来。南方的水再冷也没冷成这样过。
空气也不一样。南方的空气是潮的，吸进去肺里像含了一口水。北方的空气是干的，吸进去像吞了一把细砂，嗓子眼发紧，咳两下才顺。走在路上的时候能闻到一种味道——不是甘蔗的甜腥，不是灶房的柴火，是一种干爽的凉味，像把脸浸在刚打上来的井水里，没有泥土气，只有冷。
宿舍楼是灰色的，外墙剥了一小块漆，露出里面红砖的底子。走廊很长，灯管有一半不亮，走路的时候影子在自己前面拖一段灭一段。水泥地上有水渍，不知道是哪个寝室泼出来的洗脚水，干了留下一圈一圈的白印子。走到尽头是我们寝室的门——305。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名字条，字迹歪歪扭扭："林之宇/王强/张磊/刘洋/赵宏/孙伟"。六个人，六张床，三张上铺三张下铺，中间一条窄过道，过道里堆着暖水瓶和脸盆。窗户外面是一排白杨树，直直的，比南方的黄皮树高出两个头，叶子在风里哗哗响。
王强在下铺靠窗的位置。他比我早到一天。
我推开寝室门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地上拆一个帆布包。包是军绿色的，四角磨得发白，拉链坏了，用一根尼龙绳系着。包里装的不是书——是一把扳手、一把钳子、一卷绝缘胶布、半管502胶水、一个塑料盒里装着十几种螺丝钉。他蹲着的姿势像一个老师傅，膝盖分开，屁股不沾脚后跟，两只手在包里翻，头也不抬。
"床在这儿。"他拍了拍自己上方的床板，"你要下铺还是上铺？"
"下铺。"
"那换。"他站起来，一只手撑住上铺的边框，整个人翻上去，动作像猴子。床架晃了两下，头顶的铁管发出一声闷响。
他从上铺探出头，伸出手。他的手很大，指关节凸出来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渍——不是脏，是修车留下的痕迹，渗进皮纹里了，用肥皂搓三遍也搓不干净。我伸手握了一下。他的手又粗又暖，力气比握着的感觉还大，手掌像一块砂纸裹着一块烤热的石头。
"王强。机械系。"
"林之宇。给排水。"
"给排水是干啥？挖下水道？"
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。不是嘲笑——是东北人说话自带的那个上扬的调子，每个句号都像往上甩了一下，像他手里那把扳手拽螺母的时候往后一拉的那个动作。
"管网设计。自来水，污水处理。"
"哦。"他点了一下头，从帆布包里翻出一张照片，往墙上按。照片上是一辆解放牌卡车，蓝色的，停在修车铺门口。铺子的门头写着"强哥汽修"，字是用红油漆直接写在砖墙上的，每一笔都歪，但歪得有力道。照片用图钉按住在墙上，他退后一步看了看，觉得歪了，又拔出来重新按了一下。
"你爸的？"
"嗯。修了二十年了。啥玩意儿到他手里都能修好。"他把帆布包塞到床底下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墙上已经贴了一样东西——一袋方便面，用胶带粘在墙上。大味的。面袋子鼓鼓的，拍上去邦邦响。旁边挂着一个暖水瓶，壶壳是铝的，磕了好几个坑，坑里的漆掉了，露出银灰的铝底子。
第一顿饭在食堂吃。
食堂很大，像半个篮球场。顶上挂着几个工业风扇，呼呼地转，吹得饭菜味往四面散。窗户是铁框的，玻璃上凝着一层水汽，有人用手指画了几道，露出外面的灰天。排队的人很多，前面的男生端着餐盘回头跟后面的人说："今天有血肠！"声音大到半条队都能听见。后面的人回一句："血肠是啥？""就是猪血灌的肠。你没吃过？""没吃过。""那你今儿开眼了。"
轮到我的时候，餐盘里被阿姨舀了一勺大碴粥。粥是黄色的，颗粒很粗，像煮烂了的碎玉米，在勺子里还能看见一颗一颗的形状。我在南方没见过这种粥——南方煮粥用大米，煮出来是白的、黏的、一勺盛起来往下淌的那种。这个大碴粥在嘴里一粒一粒地滚，嚼起来有碴子的感觉，像嚼沙子但比沙子软，咽下去的时候嗓子觉得粗。
旁边一碟酸菜。东北的酸菜和南方的酸菜不是一种东西。南方的酸笋是竹笋泡在米水里发酵的，酸里带笋的脆，还有一种潮乎乎的鲜味。东北的酸菜是大白菜腌的，菜帮子厚，菜叶软塌塌的，夹起来往下滴水——酸味冲鼻，一口下去，整个鼻腔都是酸涩的，像吞了一口醋腌过的抹布。血肠是一根深红色的肠衣灌着凝固的猪血，切片摆在盘子里，表面光滑得像涂了一层油，咬下去粉粉的，带着铁味，像在嚼一块不算硬的橡皮。
我吃了两口酸菜就放下了。不是不能吃酸——酸笋我能吃一整碗。是这种酸不认得。舌头不认得的东西，喉咙也不接收。
王强坐在我对面，端着餐盘吃得很快。酸菜一口一口地扒，大碴粥用勺子往嘴里送，血肠夹一块嚼两下就咽。他吃的时候不抬头，筷子在盘子里翻两下找到最大的那块，夹起来，塞进嘴里。他看到我筷子停在酸菜上。
"吃不惯？"
"太酸了。"
"待两个月就惯了。东北人就吃这个过冬。酸菜猪肉炖粉条——那才叫一绝。"
他吃完了最后一口粥，拿勺子刮了一下碗底，刮出最后几颗碴子，送进嘴里。勺子在碗边磕了两下，声音脆，像敲铁。
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走。
九月初的哈尔滨天黑得比南方早。七点刚过，天就灰了。路灯亮起来的时候，白杨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横在水泥路上一道一道的，像铁栅栏的影子。白杨树的叶子在风里响——不是黄皮树那种沉沉的厚响，是一种薄薄的、密密的嘶嘶声，像是很多人在同时低声说话，说不出来又停不下来的那种。
路边的教学楼是苏式建筑，方方正正的，每层楼的窗户排得整整齐齐。门口的石碑上刻着"建于1920"——这所学校比我的年纪大了八十多岁。楼里面亮着灯，窗户透出黄光，有人影在灯下晃，看不清在做什么。
我走到操场边上站了一会儿。风从操场那头吹过来，冷，但不刺骨——九月的哈尔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。操场上有人在跑步，一个人，穿着短裤，呼出来的气在路灯下变成一团白雾，跑了半圈就消失了。
回到寝室，从蛇皮袋里翻出作文本。翻到最后一页，在9月1日那行下面继续写：
"食堂的酸菜吃不惯。王强说两个月就惯了。白杨树的风声比黄皮树响。"
又写了一行：
"赵启明在上海。陈默在东莞。我在哈尔滨。三个方向。"
合上作文本，塞到枕头底下。床板很硬，翻了个身，骨头的硌感从肩膀传到腰。暖气管里的水还在咕噜咕噜响——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了个身，翻完了又睡了。
第二天给家里打电话。
学校门口的IC卡电话亭排了七八个人。我拿着赵启明走之前硬塞给我的一百块IC卡，站在队伍最后。前面的人大多在笑，有人抱着电话说个没完，有人对着话筒喊"妈——我在这边挺好的——"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。有人边打电话边跺脚，脚下的雪被踩成一摊灰水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插卡，拨号。电话响了六声才接。
母亲的声音很远，像隔着一层布。话筒里有杂音，滋滋的，不知道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话筒老化的缘故。能听到她那边有鸡叫——家里养的那几只芦花鸡，天快黑了该进笼了，叫两声是催人喂食。
"到了？"
"到了。"
"冷不冷？"
"还行。"
"暖不暖？"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。然后父亲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他不是对着话筒说的——是跟母亲说的："问他暖不暖。"
母亲重复了一遍："你爸问你暖不暖。"
"暖。"我说。九月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需要盖被子了，但我没说。
"吃得好不好？"
"食堂菜量足。"
"多吃肉。"
"嗯。"
"被子够不够厚？"
"够。"
电话卡余额在屏幕上跳动——从一百跳到八十七，再跳到七十六。长途一分钟四块二。我看着数字往下掉，加快了语速。
"那边的人都咋样？"母亲问。
"挺好的。室友是东北人，手大，力气也大。买鞋的时候多买了一袋方便面，用胶带粘在墙上——说那样不会忘。"
母亲笑了。笑声很短，只有半声。然后她说："吃完了再买。"
"嗯。"
电话卡还剩三十二块的时候，我说："妈，挂了。长途贵。"
"嗯。多穿——"
卡里没钱了。话筒里变成嘟嘟嘟的声音。我把话筒放回架上，手在话筒上停了一下。话筒是黑色的，塑料壳磨得发亮，耳朵贴过的地方有一圈汗渍。话筒里还有母亲声音的余温，但很快也被哈市的冷风吹散了。
走出电话亭的时候，风把路边的落叶吹得在水泥地上跑。叶子是白杨树的，像小手掌一样，一片一片被风赶着往前滚。我站在风里，把领口拉紧了一点。耳朵还留着话筒的温度——母亲的声音停在了"穿"字前面，"多穿"两个字只说了一个。还有一个字卡在电话线里，千里之外，听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