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2月。
腊月二十八的火车站，人像水一样往闸机口涌。
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亮得发白，天花板高，空调开得足，地板反着灯光，拖着行李箱的人一排一排往前走。滚轮压过地砖，声音连成一片，像细小的水流汇进主管道之前，在支路里先碰了一遍墙。广播里一遍一遍念：请前往南宁东、柳州、昆明、贵阳方向的旅客提前检票。每个方向都有人抬头，每个方向都有人加快脚步。
我背着包，手里只拎了一个旧行李袋。袋子还是2013年从深圳搬来杭州时买的，蓝灰色的，边角磨白了，拉链有一点卡。袋子不大，装两套换洗衣服、一件厚外套、几包给母亲带的龙井、两盒给父亲买的降压茶，就满了。
我站在检票口前，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把孩子扛在肩上，孩子手里攥着一串红气球。红气球碰到头顶的灯带，轻轻蹭过去，又弹回来。孩子笑，男人不笑，眼睛一直盯着闸机口的电子屏。回家这种事，对孩子来说是灯和气球，对大人来说是票、时间和别错过。
检票开始的时候，人群往前一挤。我跟着走。
每年春节都这样。小时候是父亲送我去车站，后来是我自己拖着箱子回去，再后来，车票越来越好买，座位越来越舒服，春运的样子却没怎么变。每个人都在往自己该去的方向流。流得快，流得急，到了岔路口，再也碰不上。
车出杭州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窗外的楼群先是一片一片亮着，出了城以后，灯一下稀下去，只剩下远远近近的村镇灯火，散在地上，像被风吹乱的萤火。车厢里暖气很足，玻璃上起了一层薄雾。对面座位上一个中年女人剥橘子，橘子皮的味道慢慢散开，把泡面味压下去一点。
我靠着窗坐，手机亮了两次。
第一次是赵启明。
"到哪了？"
"刚开。"
"我明天上午回县里，初二就走。基金那边只放三天。"
三天。
对他这种人来说，春节已经从一整段时间，缩成了一个可以被安排进日历空隙里的词。回去吃两顿饭，见几个人，陪父母坐半天，再回来。像他做报告时在页脚加的一条备注，不影响正文，但必须写上。
"回来见吗？"我问。
"看情况。我爸说他这两天头晕。"
我盯着那句"头晕"看了一会儿。
赵志远这些年血压一直不稳。年轻时骑自行车带赵启明去看分数，四十多岁就在药店买降压药，六十多岁了，还是时高时低。赵启明自己也高。父亲头晕，儿子头晕。两代人的管子像同一家厂出的旧型号，只是一个先旧，一根后旧。
我回：
"到了说一声。"
他没再回。
第二次是王强发来的语音，十二秒。
"我不回哈尔滨了，店里走不开。你们南方人过年真热闹，东北现在冷得人都缩着。第三家店节后能开，年前得把人和工具先备齐。"
背景里有电焊机嗞的一声，后面还有人说"王哥这边电瓶先放哪"。他大概还在店里。春节前的修车铺总是忙，返乡的人多，车坏在路上，谁都赶时间。生意这种东西和春运一样，人越往一个方向涌，拧螺丝的人越走不开。
我把手机放下。
陈默那边一直没消息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他才回一条很短的微信：
"深圳。陪孩子。"
四个字。
陪孩子。不是回老家，不是回村里，不是三个人凑到一处喝酒吹牛。陈默这些年在深圳扎得越来越深。厂子、房租、孩子、阿芳的米粉店，全在那边。老家反而像一张一直没撕的车票，留着，但不是这次要坐的。
我看着那条消息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初中寒假，我们三个人在县城河堤边放炮。那时候的春节很简单，谁都在一个地方，谁都没走远。到了晚上，只要往街上看一眼，就知道谁家灯亮着，谁家的年夜饭还没吃完。现在不行了。现在大家都在各自的城市里守着各自的那一锅热气。热气还在，人不在一起。
大年三十。
我在老家。
山里冬天的冷和杭州不一样。杭州是湿的，往骨头里钻；山里的冷是空的，风直接从屋檐底下穿过去，灶膛的火一灭，屋里立刻塌下一截温度。母亲一早就在厨房忙，切腊肉，洗青菜，炖鸡。锅盖掀起来的时候，热气撞到窗户玻璃上，立刻结成一层白雾。白雾把外面的山抹得更远。
父亲把去年的旧春联揭下来，贴新的。浆糊是母亲提前熬的，装在一个豁口的白瓷碗里，凉了会结皮，父亲拿手指一抹，又把那层皮按回去。红纸贴上门框，风一吹，边角轻轻翘，再用手抹平。
"你们城里也贴吧？"父亲问。
"贴。"
"贴了也像过年。"
他说话还是不多。年纪大了以后更不爱说。可说得少不等于心里不想。他抹春联边角的时候，动作很慢，很认真，像把这一年零零碎碎的缝都用红纸先压一遍。能不能真压住，另说。
母亲端着一盆刚焯过水的青菜从厨房出来，问我：
"启明回来没有？"
"回了。初二就走。"
"陈默呢？"
"在深圳。"
她停了一下。
"王强那个东北同学呢？"
"也不回。店里忙。"
母亲哦了一声，把盆放下。热气还在往上冒，蒸得她额前的碎发有一点湿。
"以前你们三个，年三十晚上老往外跑。"
"嗯。"
"现在都忙。"
她说完这句就转身回厨房了，没有再往下说。母亲不问为什么人聚不齐，不问是谁变了，也不问明年能不能聚。她只负责把菜炒熟，把鸡炖烂，把桌子摆好。人来多少，吃多少，都是后面的事。
年夜饭吃到一半，手机响了。
是赵启明的视频。
我拿着手机出去，站在院子里接。山里的风冷，手伸出来一会儿就发僵，屏幕的光照在脸上，像一小块冰。
视频那头是赵家的客厅。灯亮，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，绣的是"家和万事兴"。赵志远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有点灰，嘴唇发白，但人坐得很直，像还在学校里开教师会。旁边是启明妈，端着一杯热水，嘴一直在动，大概是在说让他少喝点酒。
"叔。"
我先叫了一声。
赵志远冲我点点头，声音有点虚："回来了？"
"回了。"
赵启明把镜头转到自己脸上。看得出赶路赶得急，眼下有青，头发也没怎么打理，眉心却松开了一点。只有回到县城，他眉心那道线才会暂时松一点。
"我爸昨晚血压一百七。"他说，"早上去卫生院挂了水。"
"一百七？"
"降下来了。现在一百五。"
赵志远在镜头后面插了一句："小毛病。"
小毛病。很多老一辈都爱这样说。高血压是小毛病，头晕是小毛病，胸口闷一下是小毛病。直到哪天人忽然倒下了，大家才会把这些小毛病一条条倒回来，看见它们原来都不小。
"你呢？"我问赵启明。
"我还行。"
他说"还行"的时候，眼睛往旁边偏了一下。李梅不在镜头里，应该是在厨房或者另一个房间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这次是自己回来，没带她。
"李梅呢？"
"她爸妈那边。"他说，语气平得太平，像桌上那杯已经放凉的水，表面看不出什么，里面却不热了。
我没追问。
赵志远在后面咳了一声。启明妈说："赶紧回来吃饭，菜凉了。"
赵启明嗯了一声，对我说：
"初二早上我走。你要是上县里，提前说。"
"好。"
视频挂了。
我站在院子里，听见远处有人放了一串鞭炮。噼里啪啦，响得急，响完以后山里又一下安静下去。安静的时候，能听见隔壁屋里母亲翻锅铲的声音，油爆一下，火苗跟着一蹿。
春节就是这样。热闹是一阵一阵的，中间全靠灶火续着。
初一早上，陈默打来电话。
他那边很安静，没有工厂的机器声，也没有米粉店的锅响。大概是在家里，孩子还没起，阿芳在厨房。
"吃了吗？"他问。
"吃了。你呢？"
"吃了。"
停了一下。
"深圳这边空。"
他说。
过年时的深圳和别的时候不一样。平时挤，快，车流不断，人说话都带着赶。到了春节，大量外来人一走，街上反而有点空，像一座刚把水放掉的大水池，底一下露了出来。
"孩子放炮了吗？"我问。
"小区不让放。"
"嗯。"
"昨天去海边走了一下。"
"人多吗？"
"不多。"
又停。
"以前总想过年回去。"他说，"现在回去也待不住。"
这句话说得很轻，像怕说重一点，连自己都听见。
我知道他说的回去，不只是回村里，也是回那些年。可人往前挪太久，脚底已经长出新的茧，回头踩老路，反而硌脚。
"阿芳店里呢？"
"初三开。"
"孩子呢？"
"明天去外婆家。"
陈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。平得像工厂里暂时停机的夜班车间，灯还亮着，机器没响，地上却还留着白天没扫净的金属粉。
"你那边还在查？"我问。
他那边静了两秒。
"还在。"
"法务说先压着。"
"你自己留着的东西，别丢。"
"嗯。"
说完这些，我们都没再往下谈。大过年的，不适合把那些纸和签名摊在桌上。可不谈，不代表没有。很多事就像年夜饭桌下面那只煤气罐，平时谁都不看，火却一直是从那里来的。
挂电话之前，他说：
"有空来深圳。"
"好。"
他没再说别的。
初二我上县城，没见到赵启明。
他上午九点多就走了，回上海。街上还有节日的红纸和鞭炮碎屑，银行和商场没开门，县中门口站着几个出来买饮料的学生。冬天的太阳照在旧教学楼外墙上，灰墙发白，和很多年前差不多。
我站在校门口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，我们三个人现在说起春节，都在说票、店、孩子、客户、血压、调查，没有一个人再说烟花、河堤、通宵守岁。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了，是别的东西压上来了。水位高了，下面那层石头就看不见了。
回到家时，母亲正把剩菜回锅。年夜饭剩下的腊肉、鸡汤、扣肉，重新热一遍，又是一顿。她问我：
"见着启明没有？"
"没。走了。"
"这么快。"
"嗯。"
她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
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响，白气往上冒。父亲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手边放着我带回来的降压茶，还没拆。院子里晒着洗好的被单，风一吹，布面轻轻鼓起来，又落下去。
家还是那个家。年味也还是那个年味。只是来来去去的人，已经各自背着东西，背得没法再像从前那样一块往外跑了。
晚上我回杭州的火车上，翻开笔记本。
蓝色钢笔。
写：
"2019年春节。年味还在，人聚不拢了。"
停一下，又写：
"赵启明回县城三天，带着他爸的一百七和自己的'还行'；陈默在深圳陪孩子，看海，不回村里；王强守着第三家店的工具和电瓶；我回山里吃饭、贴春联、看火。"
再写：
"小时候过年像一盆刚烧开的水，大家围着一口锅。现在水被分进不同的壶里，各自都热，但不在一处响。"
写完以后，我把笔帽扣上。
窗外是黑的。车往北又往南拐，灯火一片一片往后退。过年总让人以为所有东西都还能回到原位，可车一开起来，就知道不是。站台还在，方向已经变了。